Topic: 出身比你好的人比你更努力，怎么办？ (Read 536 times)
出身好，也给她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普通百姓那有闲钱给孩子出国教育！
近日，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女儿金刻羽成为话题人物——她被贴上的标签是“出身比你好，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这样的学霸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不知如何自处，甚至感到难受。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详细]
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的女儿金刻羽，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看似不够成功的人，也许是因为很多努力要用于克服“出身”
出身好的学霸确实令人佩服，但不能否认“出身好”往往是其成为学霸的原因
引发话题的文章，是这样介绍金刻羽的——
“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83年的她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而她的父亲，就是前财政部副部长、前中金公司董事长、现亚投行掌门人——金立群。”
文章还刻意强调了金立群对女儿带来的影响——
“得益于父亲浓厚的文艺情结和家中良好的英语教育，刻羽还在人大附中念初中时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随后又到了纽约的哈瑞斯曼高中继续学业。刻羽同班的14位小伙伴有12位拿到了哈佛的录取，剩下两位分别接到了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的通知，刻羽当年以哈瑞斯曼高中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赴哈佛求学。”
且不论上述介绍是否溢美之词，仅从“哈佛”、“最年轻教授”等硬指标来看，金刻羽所取得的成就，按社会一般认知，足以“秒杀”99.9%的人。于是，很多人不免会产生类似这样的看法，“出身这么好的人，根本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但她却如此努力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在是让我羞愧”。形成这种认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与那些人们熟知的官二代、富二代的二世祖形象相比，金刻羽实在是差别太大，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也不会把金刻羽的成功归结到其家庭背景本身。
亚投行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金公司董事长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偏差的。父母教育程度较高且较为富裕的家庭，要求子女接受较高的教育，并以关注孩子学习、给孩子更多的鼓励、舍得为孩子在教育上投入等形式表现出来，这本是常态才对。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溺爱过度，子女不争气——如李双江家一样。这种情况由于更具有话题性，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像金立群培养出金刻羽这样的例子，可能才是多数。一个证据是，每年夏天，从中国涌入美国体验美国生活和文化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10万人，其中一些学生只有10岁。他们的志向绝大多数都是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很多人成功了，像金刻羽的母校人大附中，早已是知名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这些人的父母，大多数都是较为富裕的高级知识分子。
家庭出身对子女成功有帮助是理所当然，但由此造成的差别应该设法消除
这种家庭出身与子女成功的相关性合理吗？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合理的。但也有人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这里的不合理之处，豆瓣知名网友翕如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些看似不够成功的人，缺的不是同等的聪明努力，而是当他们付出同等（甚至更多的）聪明努力时，其中一部分，是需要被用来‘克服’出身的”。这样的注脚随处可以找到，例如，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在“视野”、“见识”上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学生往往就不具有可比性，有网友如此描述这样的差异——
“同样是985、211大学，我还有很多普通家庭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除了好好学习之外，该向什么方向努力，未来会有怎样的可能。我们很乖的把时间都浪费在自习室了，最后最好的算是保送本校研究生。但是身边有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自入校就努力参与学生会、通讯社、竞班干，写论文，参与交换生活动，最终走的比我们都远很多。我们曾经以为上大学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了，但是不是，就像是健身，你自己蛮练和身边有教练指导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这种天差地别合理吗？高知家庭、富裕家庭更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为子女教育倾注更多，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过得比其他人要好呢？除非要取消家庭，否则这种差别是必然存在。也许有人会羡慕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国度，由国家来抚养教育每一个婴儿，但那很显然只是个乌托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家庭背景造成人与人的差别，这个原因合情合理，不能说明这个结果就合情合理——很显然，这会导致阶层固化，让富人形成富裕的循环，穷人形成穷困的循环——因为他们连用知识来打破差别都做不到。这显然会破坏一个社会的活力，并导致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很多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让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里说的教育平等，不是说国家教育资源投入的平等——因为家庭教育资源的投入已经有很大差别——而是要实现教育效能的均等。
“赴美夏令营”的中国高中生在哈佛大学校门口目前，用于打破“出身不同”的办法是高考，但已经有很多问题
在中国，实现教育效能均等的最大办法，就是高考。通过这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方案，让高知、富裕家庭学生与贫困家庭学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让他们的未来不至于有太大差距。然而，且不谈名额分配不公、各地考卷不同、重点地区异地高考无法实现等问题，在调节教育平等方面，高考能做到的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因《舌尖上的中国》而知名的安徽毛坦厂中学就是明证。这所被称为“高考工厂”的巨型高中，用“军事化管理”、“禁绝一切娱乐”、“题海战术”、“父母辛苦陪读”等方式，让广大普通学子有了“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机会，但这是以牺牲最美好的年华埋首在应试教育的代价换来的。
同样类型的高中还有著名的河北衡水中学，就高考而言，这是一所顶级中学，完全不次于金刻羽所在的人大附中，每年多达上百人能考上清华北大。但“衡水模式”造就的人才，在持续性上有很大的疑问。相比起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知名校友辈出，衡水中学似乎从来没有公布过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结果。有网友质疑称，“没人知道衡中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保研录取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国考通过率、常青藤全额奖学金率、公派通过率。”
知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认为，有必要对衡水中学上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如果北大、清华对衡水中学的学生从招生、到大学4年的求学、大学毕业去向的跟踪数据显示，衡水中学毕业学生大学适应性很强，学习成绩在北大、清华依旧优秀，创新意识、协作能力不差于其他同学，那么，对衡水中学的批评，就应调整为分析其教育教学管理的可取之处；反之，如果衡水中学的毕业生，进入大学之后就泯然众人，那么赞成衡水中学者，就该反思，不惜一切考上名校就认为是人生、事业成功，是否只是一个泡影?”
金刻羽受到的瞩目，更是放大了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的尴尬。
而且，时代在前进，高考对一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已经越来越小，那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普通家庭出身学生逆袭？
要解决问题，国家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培训更多优秀的教师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掀起过一次教育平权运动，其理论依据来自于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排序，一是学生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二是教师素质；三是学校的设施和课程。
如前所述，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对一个人学业成就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但这方面的差别是必然会存在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学校设施、课程设置一直在进步，其造成的差别也已经较小。要想让孩子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国家可以做到也该做到的，是提高教师素质，并对教师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除此之外，建立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儿童学业帮助中心，为那些社会弱势家庭、学业成绩不良的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支持，这也是可能考虑的政策选择。在英国，政府出钱在社区服务中心或图书馆建立早餐俱乐部、课后俱乐部，为不利家庭的孩子提供电脑和学习资料。对那些领免费午餐的孩子提供“一对一辅导”，以提高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美国，政府通过“放学后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教育补偿。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学校为依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进行免费辅导与补习，帮助他们克服学业上的困难，所需的经费可以由政府税收支出。
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的女儿金刻羽，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看似不够成功的人，也许是因为很多努力要用于克服“出身”
出身好的学霸确实令人佩服，但不能否认“出身好”往往是其成为学霸的原因
引发话题的文章，是这样介绍金刻羽的——
“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83年的她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而她的父亲，就是前财政部副部长、前中金公司董事长、现亚投行掌门人——金立群。”
文章还刻意强调了金立群对女儿带来的影响——
“得益于父亲浓厚的文艺情结和家中良好的英语教育，刻羽还在人大附中念初中时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随后又到了纽约的哈瑞斯曼高中继续学业。刻羽同班的14位小伙伴有12位拿到了哈佛的录取，剩下两位分别接到了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的通知，刻羽当年以哈瑞斯曼高中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赴哈佛求学。”
且不论上述介绍是否溢美之词，仅从“哈佛”、“最年轻教授”等硬指标来看，金刻羽所取得的成就，按社会一般认知，足以“秒杀”99.9%的人。于是，很多人不免会产生类似这样的看法，“出身这么好的人，根本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但她却如此努力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在是让我羞愧”。形成这种认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与那些人们熟知的官二代、富二代的二世祖形象相比，金刻羽实在是差别太大，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也不会把金刻羽的成功归结到其家庭背景本身。
亚投行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金公司董事长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偏差的。父母教育程度较高且较为富裕的家庭，要求子女接受较高的教育，并以关注孩子学习、给孩子更多的鼓励、舍得为孩子在教育上投入等形式表现出来，这本是常态才对。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溺爱过度，子女不争气——如李双江家一样。这种情况由于更具有话题性，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像金立群培养出金刻羽这样的例子，可能才是多数。一个证据是，每年夏天，从中国涌入美国体验美国生活和文化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10万人，其中一些学生只有10岁。他们的志向绝大多数都是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很多人成功了，像金刻羽的母校人大附中，早已是知名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这些人的父母，大多数都是较为富裕的高级知识分子。
家庭出身对子女成功有帮助是理所当然，但由此造成的差别应该设法消除
这种家庭出身与子女成功的相关性合理吗？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合理的。但也有人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这里的不合理之处，豆瓣知名网友翕如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些看似不够成功的人，缺的不是同等的聪明努力，而是当他们付出同等（甚至更多的）聪明努力时，其中一部分，是需要被用来‘克服’出身的”。这样的注脚随处可以找到，例如，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在“视野”、“见识”上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学生往往就不具有可比性，有网友如此描述这样的差异——
“同样是985、211大学，我还有很多普通家庭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除了好好学习之外，该向什么方向努力，未来会有怎样的可能。我们很乖的把时间都浪费在自习室了，最后最好的算是保送本校研究生。但是身边有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自入校就努力参与学生会、通讯社、竞班干，写论文，参与交换生活动，最终走的比我们都远很多。我们曾经以为上大学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了，但是不是，就像是健身，你自己蛮练和身边有教练指导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这种天差地别合理吗？高知家庭、富裕家庭更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为子女教育倾注更多，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过得比其他人要好呢？除非要取消家庭，否则这种差别是必然存在。也许有人会羡慕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国度，由国家来抚养教育每一个婴儿，但那很显然只是个乌托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家庭背景造成人与人的差别，这个原因合情合理，不能说明这个结果就合情合理——很显然，这会导致阶层固化，让富人形成富裕的循环，穷人形成穷困的循环——因为他们连用知识来打破差别都做不到。这显然会破坏一个社会的活力，并导致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很多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让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里说的教育平等，不是说国家教育资源投入的平等——因为家庭教育资源的投入已经有很大差别——而是要实现教育效能的均等。
“赴美夏令营”的中国高中生在哈佛大学校门口目前，用于打破“出身不同”的办法是高考，但已经有很多问题
在中国，实现教育效能均等的最大办法，就是高考。通过这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方案，让高知、富裕家庭学生与贫困家庭学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让他们的未来不至于有太大差距。然而，且不谈名额分配不公、各地考卷不同、重点地区异地高考无法实现等问题，在调节教育平等方面，高考能做到的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因《舌尖上的中国》而知名的安徽毛坦厂中学就是明证。这所被称为“高考工厂”的巨型高中，用“军事化管理”、“禁绝一切娱乐”、“题海战术”、“父母辛苦陪读”等方式，让广大普通学子有了“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机会，但这是以牺牲最美好的年华埋首在应试教育的代价换来的。
同样类型的高中还有著名的河北衡水中学，就高考而言，这是一所顶级中学，完全不次于金刻羽所在的人大附中，每年多达上百人能考上清华北大。但“衡水模式”造就的人才，在持续性上有很大的疑问。相比起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知名校友辈出，衡水中学似乎从来没有公布过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结果。有网友质疑称，“没人知道衡中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保研录取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国考通过率、常青藤全额奖学金率、公派通过率。”
知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认为，有必要对衡水中学上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如果北大、清华对衡水中学的学生从招生、到大学4年的求学、大学毕业去向的跟踪数据显示，衡水中学毕业学生大学适应性很强，学习成绩在北大、清华依旧优秀，创新意识、协作能力不差于其他同学，那么，对衡水中学的批评，就应调整为分析其教育教学管理的可取之处；反之，如果衡水中学的毕业生，进入大学之后就泯然众人，那么赞成衡水中学者，就该反思，不惜一切考上名校就认为是人生、事业成功，是否只是一个泡影?”
金刻羽受到的瞩目，更是放大了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的尴尬。
而且，时代在前进，高考对一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已经越来越小，那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普通家庭出身学生逆袭？
要解决问题，国家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培训更多优秀的教师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掀起过一次教育平权运动，其理论依据来自于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排序，一是学生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二是教师素质；三是学校的设施和课程。
如前所述，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对一个人学业成就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但这方面的差别是必然会存在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学校设施、课程设置一直在进步，其造成的差别也已经较小。要想让孩子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国家可以做到也该做到的，是提高教师素质，并对教师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除此之外，建立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儿童学业帮助中心，为那些社会弱势家庭、学业成绩不良的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支持，这也是可能考虑的政策选择。在英国，政府出钱在社区服务中心或图书馆建立早餐俱乐部、课后俱乐部，为不利家庭的孩子提供电脑和学习资料。对那些领免费午餐的孩子提供“一对一辅导”，以提高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美国，政府通过“放学后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教育补偿。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学校为依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进行免费辅导与补习，帮助他们克服学业上的困难，所需的经费可以由政府税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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