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分享到： 袁伟时：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Read 332 times)

本文摘自《大清的角落》一书，袁伟时/文

在回顾晚清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猿人是从食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仅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中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折冲樽俎，“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针对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绝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其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的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九章。关于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的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其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之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也已经习以为常，但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然而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之事。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被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这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中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有两位被处死了。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此传统的熏陶下，出现这般现象也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是：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然而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那么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100年，至多不超过200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