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共渗透西方的实例
贼喊捉贼是中共的一贯伎俩，明明是它自己在系统地渗透世界尤其是媒体，进行“超限战”，但它却一再以“间谍罪”和“泄密罪”抓捕追求真相的大陆人，大肆鼓噪“被敌对势力渗透”。
在2008年以前，我对中共的“超限战”虽有所闻，也知道共谍无孔不入，但没有亲身体验，缺乏真切认识。不曾料到2008年我却亲历在德国之声当记者、编辑的张丹红等熟人公然为暴政诡辩！自从张丹红以五毛言论引发公愤以来，我就成为德国之声批评者的投诉箱，被动当仁不让地记录下德国之声“丹红门”的前因后果。为了不辜负信任，我也义不容辞地开始抵制中共对世界尤其是媒体的渗透。为此我还发掘史料，用中文撰写专著《无耻的洋人》，披露共产国际如何赤化中华民国；中共篡权后，马列红朝如何统战洋人，操纵舆论，欺骗世界。
“六四”二十五周年前，我因不屑再答理中共在德国的应声虫，特别摘选《无耻的洋人》中的相关章节警告读者，当心“德国之声中国特派记者泽林”，然后我携带德文小说《红楼琵琶行》到原东德小城麦森参加文学节，讲述八九一代的心路历程，揭示红色中国的血腥历史……不曾料到德国之声居然在“六四”纪念日当天，发表为天安门大屠杀开脱罪责的泽林谬论，再次让德国之声成为众矢之的。我回科隆后就不得不面对各方的抗议。既然如此，那我就老生重谈，希望有助中文读者不被外媒误导。
德国之声的老员工
2008年前，我从未想到在以宣扬民主自由为要务的德国公法媒体德国之声中会有五毛党，相反，还一厢情愿地把在德国之声工作的张丹红们视为同路人。写作于2005年的网文《德国之声》足以证明我的天真。“丹红门”暴露后，我才获知，在德国之声的华裔员工中至少有二分之一都属中共势力，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面对以张丹红为首的德国之声华裔员工的言行，我不得不接受他们与我势不两立的事实，因为我从1989年获知天安门大屠杀后就支持中国民运，但张丹红至今还在拥共，她甚至还在以“德国之声高级编辑”的名义为中共媒体撰写专栏。
2011年，张丹红的支持者王凤波等因合同相继到期未被续约，于是开始控诉德国之声。1987年就进入德国之声的祝虹还与王凤波分别诉诸德国法庭，均以败诉收场。同时，王凤波还与原中共大使馆人员黎奇双双登上以反CNN起家的红色媒体，扮演德国之声的受害者。黎奇出书，王凤波撰文，颠倒黑白，为中共媒体攻击西方的民主自由提供伪证。中共媒体声称黎奇之作披露了一系列丑闻， 我则是其笔下的丑闻和丑角之一。“张丹红成了中国女民族英雄”则是此书的标题之一。我只笑纳他指控我把五毛党变成德语进口到德国的事实，虽然他硬称五毛党“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证实，只是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这么说的”。好在德国之声于2011年7月发表《党指挥下的“五毛党”大军》，足以揭穿其谎言。从黎奇之作可以获知，从2008年3月西藏血案发生后他就匿名在德国《时代》周刊的读者论坛为中共代言。我则是被四位记者告知，该论坛有匿名者在诋毁我后，才于当年10月前去应战，以正视听。这位令我奋起抵制的匿名五毛，居然从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起就成为德国之声记者！只是黎奇们不敢象我一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这正是中共特色！简言之，中共势力渗透德国，五毛却歪曲事实，声称自己在德国遭到不公。
德国之声中文网遍布五毛言论，王凤波甚至化名潇阳采访祝红，一起滥用德国之声传播中共之声，在此仅举以下例子：“潇阳：请问，在你采访的这么多名人中，谁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你最想再次采访的又是哪一位？
祝红：明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会再次采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这位德国老人令我非常敬仰，他很关注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往往不同于德国的主流媒体。我认为，能更多地了解他对德国、世界和中国的看法是难得的机会。”
这篇自我采访发表于2007年，在配加的施密特照片下就有其媚共证据“如果所有国家和势力集团都能在外交政策上象中国一样谨慎，世界将太平得多”！事实是：中共在大陆颠覆民国后，立即派兵去朝鲜帮金日成与联合国作战，占领西藏，出兵印度，与苏联和越南对打，与此同时，中共一直在用暴力侵害本国民众，害死的国民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如果他俩是正常的记者和编辑，怎么会推崇一个用谎言美化暴政的洋五毛？而我则既用德文也用中文反驳共党的老朋友施密特。
德国之声的新台长
中共用盘剥来的民脂民膏统战洋人由来已久。据我调查，从1980年代起德国之声就与中共喉舌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合作，互相交换人员。在最先被派到德国之声的周允隆为了自由，申报政治庇护后，被交换的大陆人全是中共党员，可想而知他们如何赤化德国之声。难道德国人不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是中共的外宣重镇，记者不得擅自报道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有关稿件一律送审”？
中共针对德国的统战术，于2010年增加了“中德媒体论坛”，至今已举办五次，德方主持人每次都由泽林担任。北京的主办方《环球时报》让德国的各大媒体高层与党棍胡锡进平起平坐，让这些自由世界的媒体人自毁声誉而不自知， 其中就有德国之声现任台长彼得·林伯格（Peter Limbourg）。据环球网报道， 2011年林伯格在第二届“中德媒体论坛”上发言表示“中国给我们的感觉是整个社会带动所有人一起往前走，符合和谐的理念”。两年后，林伯格被选为德国之声台长，他也再次参加统战西方媒体的“中德媒体论坛”。
参加了两次统战会的林伯格上台后，差点就完全撤消向非洲受众传递人权之声的语种和节目，报道称，他想把多语种的德国之声办成与BBC和CNN竞争的英语电视新闻频道。他在接受采访时继续打着传播民主和自由的旗帜，甚至还声称德国之声是自由之声！但他上台后，立即停止与中共媒体丑化的德国汉学学者鲁道夫合作，转而特聘德国版胡锡进—泽林。张丹红则在其微博把泽林的五毛言论誉为“精彩分析”！毕竟泽林曾在2008年力挺张丹红媚共。于是，从2014年2月起泽林就开始在德国之声开办恶心中文读者的专栏。在此选录发表在推特的两条短评：“泽林的文章越来越好玩，环球体，一字不改就可以刊登在胡锡进的环球时报上”；“泽林在德国之声的马屁文章太恶心了。一个专制与人权惡化的大国，取代‘上帝’来拯救英国女王？一个遍地雾霾污染、言论自由被掐喉的国度能走多远？泽林这种小人得收多少血银才能卖出皮肉？德国之声中文部有没有判断力？！”
可惜德国之声在林伯格的领导下，继续向北京屈膝，在他去北京参加第五届“中德媒体论坛”前，流亡记者苏雨桐因公开抗议泽林，坚守普世价值，在合同还未到期时，被押送出德国之声编辑部。苏雨桐能在2010年被迫逃离北京后，进入德国之声中文组，是因为当时的亚洲部主任和中文节目负责人都有心拆除丹红门，把中文节目办成德国之声，正是她们没有延长黎奇们的合同。可惜她俩都已离开德国之声。苏雨桐被无礼解雇引发各界关注，《环球时报》的标题《“德国之声”解聘常年批评中国记者》可谓反面证明苏雨桐确实因为捍卫人权遭到中共势力迫害。在中共的超限战下，西方及其媒体放弃普世价值已屡见不鲜。
现在苏雨桐已在各界支持下，动用德国法律捍卫人权，抵制林伯格滥用德国之声。她希望借这场官司“引发新一轮对中共渗透的讨论”。 但愿她的遭遇能促使更多人了解中共如何渗透西方，如何让洋五毛以 “中国专家”之名混淆视听，借西方媒体为中共暴政诡辩。
2015年1月于莱茵河畔
（2015/06/21 发表）
作者：徐沛
Topic: 苏雨桐拒与德国之声和解，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Read 870 times)
苏雨桐拒与德国之声和解，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9日 综合报道)
6月18日，德国之声前记者苏雨桐诉德国之声违法辞退案，在波恩劳工法庭开庭，开庭后法官首先表示愿意促成双方和解，苏雨桐拒绝接受和解。双方简单陈述，法庭议后宣布，苏雨桐于去年8月19日被德国之声立即停职应在三周内向法院申请要求对方撤除处理决定，因此诉讼时效已过；因苏雨桐的合同期截止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因此对劳工权利的请求不具主体资格。
苏雨桐拒与德国之声和解，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苏雨桐表示在法庭上没有足够的陈述时间，但清晰表明态度：不会接受和解，因为德国之声对其立即解职，是一个政治原因的解职，不仅涉及劳工权利还包括尊严。
苏雨桐也表示理解这个结果，因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因此法庭只能根据成文法条去判定这个劳工法范畴的案件，其政治背景不能成为依据；虽然法官明确表示知晓整个背景和经过。她说最遗憾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对德国法律的不了解，这是我本人必须承担的代价。等到正式的判决书下达后，我会和律师再协商如何进行下一步，但毫无疑问的是，我拒绝和解的同时就做好了上诉的准备。过程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也更有价值。”
对于记者关注的“和解”，苏雨桐说：当法官开始表示促成和解时，我已经判断出结果，就是我会输掉官司，法官了解整个案件背景，可能是在成文法的硬性规定之外，希望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处于弱势的我给予一些权利保护，甚至有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在其中；当然案例的和解只能有一种方式，就是德国之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而不是让我这个批评林伯格(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urg )的人重回中文部。这样的和解我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去参加旁听的朋友当时都不太理解我的选择，我告诉他们如果当初为了稳定的工资，我也会选择和德国之声大多数人一样，不会去批评林伯格；和解附加的条件有可能是让人闭嘴，让人交出勇气，那些不公正的细节远未澄清，我过不了自己心理的这道红线，我会不安，虽然倔强的女人并不可爱，还会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可我此时选择倔强。这是我的态度。”
附，苏雨桐在法庭上没有能够完成的陈述
在这个诉讼中，作为当事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劳工案件。请允许我回顾德国之声开除我理由和简单经过：
2014年8月19日，德国之声以“泄露工作秘密”、“攻击同事”为理由，让我立即停止工作并且离开德国之声。2015年6月4日，德国之声驻北京记者Frank Sieren发表了文章《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美化中共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行为，对此我向德国之声负责人提出抗议。另外我也批评和抗议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urg上任后亲共的报道方向。这些抗议的内容公开在我的个人社交网络twitter,fackboo,google plus 上，成为德国之声指控我“泄露工作秘密”和“攻击同事“的理由.
在我被辞退后，德国之声在德文网站和英文网站上刊发辞退声明，此声明也被中共官媒引用并报道，攻击我为”反华记者“；德国之声也多次在德文网、英文网站以新闻声明的形式，强调将我开除的理由为泄密；2014年11月，Frank Sieren起诉我侵犯他的个人名誉，在法院给我的证据中，包括德国之声本应只给我个人的财务文件。后来Frank Sieren撤诉。
2014年12月我以自诉的方式，向波恩劳工法院提起诉讼；后来获得德国记者协会的帮助，为我聘请Mr Rüther担任我的律师。我相信我的律师，因此撤回原来的自诉并重新起诉。但我提请法院将2014年12月7日我的自诉起诉书，作为这次诉讼的文献组成部分。
从2010年8月12日到2014年8月19日，我在德国之声担任记者的4年间，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在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办公室完成主管指定的内容；据德国之声网站公开显示的数据，上面有我1465篇采访报道，每月文章的点击率排名一直是中文部最前列。这些报道也被其他媒体和网站大量转载和引用。德国之声律师称对我的解雇出于“更新血液”的目的，请问为何选择逆向淘汰？
2015年2月13日的庭前会面时，我的律师表示：因为德国之声不仅是侵犯了苏雨桐的劳工权利，还有她的尊严，因此我们不接受任何和解时。用人单位解雇或停止雇用员工，前提必须是依照法律，并且程序合法。我的律师已经提出证据证明我的雇员身份，而且他们辞退我的程序显示着权力的傲慢与粗暴，也是不合法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的朋友，德国之声专栏作者高瑜，因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被判7年有期徒刑，我在德国发表了那么多披露中共真相的批评性报道，我还拥有自由；尽管因为批评德国之声的亲共方向而丢掉工作，但我还是幸运的；我可以站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权利，捍卫一个记者的尊严。感谢法官，感谢我的律师，感谢德国之声的律师及德国之声代表。
STATEMENT
As the plaintiff, I do not believe this is an ordinary case of labor dispute. Please allow me to briefly recap how and why I was dismissed by the Deutsche Welle (DW):
On August 19, 2014, DW ordered me to stop working immediately and leave DW for “divulging work-related secrets” and “defaming colleagues.” This has to do with DW publishing an article by Frank Sieren, DW’s Beijing correspondent, on June 5, 2014. This article, titled Von Tiananmen nach Leipzig, plays down, and defends, the massacre occurred on June 4, 1989, in Beijing. I protested against DW’s publication of it. I also criticized the pr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rection that DW reporting had been taking since the appointment of Mr. Peter Limbourg as the head of the DW. These complaints and criticisms, posted on my pers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such as Twitter, Facebook and Google Plus. It is based on these expressions that DW accuses me of “divulging work-related secrets” and “defaming colleagues.”
Following my dismissal, DW published statement about the dismissal on its German- language website and English-language website. This DW statement was then reported and cited by the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media that portrayed me as an “anti-China journalist.” Later, DW repeatedly emphasized on its German and English websites that I was dismissed because I divulged secrets. On November, 2014, Frank Sieren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me for defamation. Among the evidence the court showed to me was my personal financial statement from DW that I alone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Frank Sieren later withdrew his lawsuit against me.
In December, 2014, I filed a lawsuit on my own in the labor court in Bonn against DW. Later I received help from the Deutscher Journalisten-Verband (Germ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The organization hired Mr. Rüther to be my counsel. Following my counsel’s advice, I withdrew my original suit and started a new lawsuit. I hereby ask the court to include the filing documents I presented to the labor court in Bonn on December 7, 2014,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urrent suit.
I worked at DW from August 12, 2010, to August 19, 2014. During the four years as a journalist, I always completed my work, as assigned to me by my supervisors,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service during the designated work hour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ublicly displayed on the DW website, I wrote 1,465 reports, and my articles had consistently ranked No. 1 in monthly page view ranking. These reports of mine were also reposted and cited by other media outlets and websites. The counsels representing DW said that DW had dismissed me in order to “get new blood.” My question for DW is this: Why did they choose to dismiss their most prolific, most-read journalist?
At the pre-trial meeting on February 13, 2015, my lawyer stated that DW not only violated Yutong Su’s labor rights but also her dignity, therefore we did not consider any reconciliatory settlement. When hiring or firing an employee, an employer must abide by the law, and the procedures they use to conduct the hiring or firing must also accord with the law. My counsel has presented evidence that I was an employee of DW, and that the procedures by which DW dismissed me were unlawful.
Finally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my friend and DW columnist Gao Yu was recently sentenced to 7 years in prison for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le I still have my freedom in Germany after writing so many reports exposing the truth about the CCP. I am very fortunate even though I lost my job for criticizing the pro-CCP direction of DW, and I’m still able to stand in the court to defend my legitimate labor rights and my dignity as a journalist. I thank the court, the judge and my counsel, and I also thank DW’s counsels and representatives.
[博讯综合报道] (Modified on 2015/6/19) (博讯 boxun.com)
2181112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9日 综合报道)
6月18日，德国之声前记者苏雨桐诉德国之声违法辞退案，在波恩劳工法庭开庭，开庭后法官首先表示愿意促成双方和解，苏雨桐拒绝接受和解。双方简单陈述，法庭议后宣布，苏雨桐于去年8月19日被德国之声立即停职应在三周内向法院申请要求对方撤除处理决定，因此诉讼时效已过；因苏雨桐的合同期截止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因此对劳工权利的请求不具主体资格。
苏雨桐拒与德国之声和解，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苏雨桐表示在法庭上没有足够的陈述时间，但清晰表明态度：不会接受和解，因为德国之声对其立即解职，是一个政治原因的解职，不仅涉及劳工权利还包括尊严。
苏雨桐也表示理解这个结果，因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因此法庭只能根据成文法条去判定这个劳工法范畴的案件，其政治背景不能成为依据；虽然法官明确表示知晓整个背景和经过。她说最遗憾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对德国法律的不了解，这是我本人必须承担的代价。等到正式的判决书下达后，我会和律师再协商如何进行下一步，但毫无疑问的是，我拒绝和解的同时就做好了上诉的准备。过程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也更有价值。”
对于记者关注的“和解”，苏雨桐说：当法官开始表示促成和解时，我已经判断出结果，就是我会输掉官司，法官了解整个案件背景，可能是在成文法的硬性规定之外，希望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处于弱势的我给予一些权利保护，甚至有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在其中；当然案例的和解只能有一种方式，就是德国之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而不是让我这个批评林伯格(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urg )的人重回中文部。这样的和解我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去参加旁听的朋友当时都不太理解我的选择，我告诉他们如果当初为了稳定的工资，我也会选择和德国之声大多数人一样，不会去批评林伯格；和解附加的条件有可能是让人闭嘴，让人交出勇气，那些不公正的细节远未澄清，我过不了自己心理的这道红线，我会不安，虽然倔强的女人并不可爱，还会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可我此时选择倔强。这是我的态度。”
附，苏雨桐在法庭上没有能够完成的陈述
在这个诉讼中，作为当事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劳工案件。请允许我回顾德国之声开除我理由和简单经过：
2014年8月19日，德国之声以“泄露工作秘密”、“攻击同事”为理由，让我立即停止工作并且离开德国之声。2015年6月4日，德国之声驻北京记者Frank Sieren发表了文章《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美化中共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行为，对此我向德国之声负责人提出抗议。另外我也批评和抗议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urg上任后亲共的报道方向。这些抗议的内容公开在我的个人社交网络twitter,fackboo,google plus 上，成为德国之声指控我“泄露工作秘密”和“攻击同事“的理由.
在我被辞退后，德国之声在德文网站和英文网站上刊发辞退声明，此声明也被中共官媒引用并报道，攻击我为”反华记者“；德国之声也多次在德文网、英文网站以新闻声明的形式，强调将我开除的理由为泄密；2014年11月，Frank Sieren起诉我侵犯他的个人名誉，在法院给我的证据中，包括德国之声本应只给我个人的财务文件。后来Frank Sieren撤诉。
2014年12月我以自诉的方式，向波恩劳工法院提起诉讼；后来获得德国记者协会的帮助，为我聘请Mr Rüther担任我的律师。我相信我的律师，因此撤回原来的自诉并重新起诉。但我提请法院将2014年12月7日我的自诉起诉书，作为这次诉讼的文献组成部分。
从2010年8月12日到2014年8月19日，我在德国之声担任记者的4年间，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在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办公室完成主管指定的内容；据德国之声网站公开显示的数据，上面有我1465篇采访报道，每月文章的点击率排名一直是中文部最前列。这些报道也被其他媒体和网站大量转载和引用。德国之声律师称对我的解雇出于“更新血液”的目的，请问为何选择逆向淘汰？
2015年2月13日的庭前会面时，我的律师表示：因为德国之声不仅是侵犯了苏雨桐的劳工权利，还有她的尊严，因此我们不接受任何和解时。用人单位解雇或停止雇用员工，前提必须是依照法律，并且程序合法。我的律师已经提出证据证明我的雇员身份，而且他们辞退我的程序显示着权力的傲慢与粗暴，也是不合法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的朋友，德国之声专栏作者高瑜，因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被判7年有期徒刑，我在德国发表了那么多披露中共真相的批评性报道，我还拥有自由；尽管因为批评德国之声的亲共方向而丢掉工作，但我还是幸运的；我可以站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权利，捍卫一个记者的尊严。感谢法官，感谢我的律师，感谢德国之声的律师及德国之声代表。
STATEMENT
As the plaintiff, I do not believe this is an ordinary case of labor dispute. Please allow me to briefly recap how and why I was dismissed by the Deutsche Welle (DW):
On August 19, 2014, DW ordered me to stop working immediately and leave DW for “divulging work-related secrets” and “defaming colleagues.” This has to do with DW publishing an article by Frank Sieren, DW’s Beijing correspondent, on June 5, 2014. This article, titled Von Tiananmen nach Leipzig, plays down, and defends, the massacre occurred on June 4, 1989, in Beijing. I protested against DW’s publication of it. I also criticized the pr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rection that DW reporting had been taking since the appointment of Mr. Peter Limbourg as the head of the DW. These complaints and criticisms, posted on my pers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such as Twitter, Facebook and Google Plus. It is based on these expressions that DW accuses me of “divulging work-related secrets” and “defaming colleagues.”
Following my dismissal, DW published statement about the dismissal on its German- language website and English-language website. This DW statement was then reported and cited by the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media that portrayed me as an “anti-China journalist.” Later, DW repeatedly emphasized on its German and English websites that I was dismissed because I divulged secrets. On November, 2014, Frank Sieren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me for defamation. Among the evidence the court showed to me was my personal financial statement from DW that I alone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Frank Sieren later withdrew his lawsuit against me.
In December, 2014, I filed a lawsuit on my own in the labor court in Bonn against DW. Later I received help from the Deutscher Journalisten-Verband (Germ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The organization hired Mr. Rüther to be my counsel. Following my counsel’s advice, I withdrew my original suit and started a new lawsuit. I hereby ask the court to include the filing documents I presented to the labor court in Bonn on December 7, 2014,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urrent suit.
I worked at DW from August 12, 2010, to August 19, 2014. During the four years as a journalist, I always completed my work, as assigned to me by my supervisors,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service during the designated work hour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ublicly displayed on the DW website, I wrote 1,465 reports, and my articles had consistently ranked No. 1 in monthly page view ranking. These reports of mine were also reposted and cited by other media outlets and websites. The counsels representing DW said that DW had dismissed me in order to “get new blood.” My question for DW is this: Why did they choose to dismiss their most prolific, most-read journalist?
At the pre-trial meeting on February 13, 2015, my lawyer stated that DW not only violated Yutong Su’s labor rights but also her dignity, therefore we did not consider any reconciliatory settlement. When hiring or firing an employee, an employer must abide by the law, and the procedures they use to conduct the hiring or firing must also accord with the law. My counsel has presented evidence that I was an employee of DW, and that the procedures by which DW dismissed me were unlawful.
Finally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my friend and DW columnist Gao Yu was recently sentenced to 7 years in prison for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le I still have my freedom in Germany after writing so many reports exposing the truth about the CCP. I am very fortunate even though I lost my job for criticizing the pro-CCP direction of DW, and I’m still able to stand in the court to defend my legitimate labor rights and my dignity as a journalist. I thank the court, the judge and my counsel, and I also thank DW’s counsels and representatives.
[博讯综合报道] (Modified on 2015/6/1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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