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和蓝田最大的不同是，刘姝威看明白了蓝田的造假，但没有弄清楚乐视在干嘛？一张立体的互联网让商业世界发生位移，而刘姝威还是原来那个刘姝威，她的质疑精力仍旧，值得赞赏，但推理的公式用错了——工业时代的估值显然不再合适移动互联网时代。
刘姝威的报告为何迷失互联网刘姝威的报告为何迷失互联网
经济学界与企业界的论战，从来精彩纷呈。
新近一例，是曾经捅破蓝田神话的“经济人物”刘姝威，发布了对乐视网(46.790, -5.01, -9.67%)的分析报告《“烧钱”模式难以持续》。
这是一份令人大跌眼镜的报告，它遵循工业时代的逻辑与传统财务工具去分析新型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好比赤脚医生主诊心血疾病，或是佛教人士给伊斯兰教的人讲经；至于作者，更像是唱片时期红透一方的巨星，试图在网络平权时代重拾往昔辉煌。
评论者迟宇宙毫不客气地说：“工业时代造就的明星是否还应该在互联网时代获得尊重；或者说，他们所坚持的怀疑精神、所赖以自尊自重的操守，是否因为镁光灯的照耀、公众的恭维、媒介的尊崇，而形成为傲慢与偏见。”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承认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当然，这个概念目前确实缺乏学术上的定义。过去300年出现过诸多伟大的技术，比如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电力之于现代经济，并无蒸汽机思维和电力思维之说。究其原因，大家的出发点从根本上不一样，并非洞见，而是偏见，这偏见的核心在于经济学是基于实体经济架构成长起来的，而移动互联网在颠覆这一基石。
乐视和蓝田最大的不同是，刘姝威看明白了蓝田的造假，但没有弄清楚乐视在干嘛？一张立体的互联网让商业世界发生位移，而刘姝威还是原来那个刘姝威，她的质疑精力仍旧，值得赞赏，但推理的公式用错了——工业时代的估值显然不再合适移动互联网时代。
工业时代早期，经济学家的数据模型能采纳的瞬间样本若能数以万计，已属不易；互联网时代，数以亿计的样本数据随时更新累加，基于两者的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显然完全不同。更何况，后者不仅可以预测下一步，还有可能影响下一步。
碰巧的是，在刘姝威之前，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微博]逐条批判了“互联网思维”，并引起业界反击。这构成近期两个舆情峰值，比较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却有重合之处。
许小年教授对几个关键词：从“互联网思维”名词的由来，到“单品海量”“极致”“羊毛出在猪身上”“平台战略”“互联网+”“P2P”等逐一进行了批判。比如，许小年认为，产品不应该做到极致，因为成本太高。
这可能同样源于他对于产品的理解停留在传统制造上。工业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机器、地段、资源的控制来保持竞争优势，但移动互联网拉平了时空距离，更糟糕的是客户没有忠诚度，竞争对手可以随时跨界进入，物理资源不再形成优势，甚至可能沦为无法转身的重资产。
互联网公司要赚钱，只能依赖于持续创新，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和效率。这里所说的产品，是用户交互和交易流程，将此做到极致，即使增加了成本，以互联网用户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类似质疑并不止于中国的经济学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发表了一篇《比特币是魔鬼(Bitcoin is Evil)》，通篇在反复否定比特币的经济本质。很自然，这引发虚拟货币拥趸的反击。
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比特币呢？原因在于，没有客观条件支持比特币的长远成功，而死法不计其数，比如技术破绽、价格居高不下、通货紧缩的压力扼杀了流动性、政府强制关停等。伯克利大学的布莱德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会失败，因为制造一个复制品没有任何成本。
问题在于，互联网时代的产品，真需要强加这么多的定义与属性吗？这个时代的产品或企业规模效益与生命周期，都是工业时代无法比拟的。一个余额宝[微博]，已经昭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冲击。
前面所说的比特币，至少颠覆了人们对于货币的既有概念——“有效货币必须既是一种交易媒介，同时能够合理稳定地储存价值”(克鲁格曼语)。但是，比特币的价格可以瞬息万变，在互联网时代，用代码编程实现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之挂钩。《经济学人》的描述恰到好处：“所有的货币交易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方的某种幻觉，而比特币交易……这种组成元素最多。”
尼葛洛庞帝二十年前的那本《数字化生存》确信，比特，作为信息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通俗地说，比特代表的是后信息时代，也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原子代表的是以机器、流水线为特征的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同意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理性人”，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讲的“经济人”。经济学诸多命题都是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其主张三点：①人是有理性的。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②利己是人的本性，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③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
理性人假设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使得经济学研究公理化和逻辑化，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可以谓之缺陷：它将人看作是理性的机器，而事实上，人往往表现得不那么理智——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了放大镜，而产品经理口口声声需要征服的只有两个字：人性。
凯恩斯在《货币、就业与利息通论》一书中曾描述过“动物精神”，即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稳定的特征。之后，动物精神被理解为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偏离理性决策所期望的结果，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在信心机制的反馈作用下，经济波动将被放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平叔倾向于许小年教授所说的“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比来自市场的“动物精神”有着更大的作用力。但是，经济学界对“动物精神”的波动与走势，缺乏足够的研究，更未形成理论。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这变成一种可能！
经济学或许同样面临被颠覆，是否到时候将“理性人”与“任性人”(或“随性人”)做样本上的更大平衡？或者是学科上的更大规模跨界？自称一生中从未上过经济学课，但因“将心理学的深入分析融入到了经济学中，从而为一个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获得经济诺奖的丹尼尔·卡尼曼，或能提供启发。
正如《数字化生存》预测：“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及其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癖(比如总是穿蓝色条文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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