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和嫖真的违法吗？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也不伤害社会，真心不懂。
只许州官放火，不需百姓点灯。 包二奶是官员的专利。
Topic: 抓嫖抓赌搞创收，我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Read 289 times)
只许州官放火，不需百姓点灯。 包二奶是官员的专利。
赌和嫖真的违法吗？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也不伤害社会，真心不懂。
自述我是一位男性普通公民。1974年出生。1991年，我高中毕业去了黄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俗称城管）上班。随后进入两湖管理处，1994年调入黄石市公安局，十三年间经历了巡警队、派出所、交警队等五个基层单位。我将此经历书写成《从警十三年》。此为《从警十三年》节选上篇。
1
在城管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上街清理小摊小贩，经常没收摊贩们的东西，比如水果、称、蔬菜等等。我刚去，还没有发制服和执罚证，每天只能跟在老城管的屁股后面去执法。
城管制服最开始是土黄色的中山装，配着红领章，看上去非常像电视剧里国民党的部队。一群黄皮老总在街上抢小贩商品的场面，真挺吓人，像是回到了解放前。
我进去时，城管制服刚换成深蓝色，肩章是金色牡丹花，大盖帽上居然别着警徽。这种随意洒脱的混搭，非常无厘头。
2004年，中央整顿各部门非法着装，那段时间城管队员暂时脱下了制服。那时我才知道，城管竟然是“非法着装”的“执法”部门。但一群便衣去收小贩的商品，实在太像抢劫，所以城管队员们很快又穿上了“非法”的制服。
如此至今，城管制服变成了警服的克隆版。当然，也并不是只有城管才有权利克隆警服，路政、食品卫生稽查等部门，甚至保安都穿着各式克隆警服。
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网络图）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网络图）
那时，我被分在黄石港中队，中队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矮瘦妇女，姓丁。中队办公室设在人民剧场里，和剧场工作人员混熟后，我经常进剧场看电影。当时电影院很不景气，日场经常只能卖出一两张票，一般是超过五名观众才放电影，不到五人就退票。一部电影平均放映一两周，我在工作期间，白看了约五部电影。
城管工作并不忙，但让刚出校门的我还是颇受刺激。本来在马路边摆地摊的人都是底层老百姓，也都是为了挣点小钱养家糊口。因而，没收摊贩的东西、踢摊子、罚款这需要有一颗非常坚硬的心。我不知别的同事怎么想，反正我自己常常会于心不忍，总是将摊贩们劝走了事。当然，我也在丁队长和同事的要求下，没收过几个摊贩的称和水果。
有的队员认为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你转个背刚走了没多远，摊贩们就会在五分钟之内重新占满街道，让你的清理工作变成无用功。领导们看到杂乱无章的街道，又会说你工作没有能力。
于是，有些城管队员看见摊贩，就冲上去将地摊上的商品乱踢乱踩。我亲眼看到，有一次我的一位中年男同事——我真耻于称他为同事——上前一脚将某农妇放在地上出售的一篮子鸡蛋踩碎了。鸡蛋清流在地上，农妇当场就哭了。这种事，在城管工作中常常发生，根本算不上够级别的残酷。
两个月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2
1991年底，我进入黄石市两湖管理处工作。当时我爸在处里当办公室主任，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
两湖管理处是个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黄石的磁湖和青山湖，单位分两个科，管理科和治理科。管理科人多，负责管理湖区，如制止往湖里乱排工业废水、乱倒建筑垃圾等行为；治理科人少，负责两湖沿岸的工程建设施工，湖底的淤泥治理等工作，科里还有一艘挖泥船。我当时在治理科打杂，跟着同事搞测量，学习画施工图纸，打工程预算等。
1993年夏天。我在一个涵洞工地上当施工员，在烈日下看民工们汗流浃背地工作。那时，我整天和民工、包工头在一起，连中饭都一起吃，人被晒得很黑，也见识到了民工的辛苦和老板的挥霍。
民工们在泥泞的工地里每天苦干十多个小时，一个个晒得像非洲人一样乌光油亮，休息时抽着一毛钱一包的劣质香烟；老板却手拿三万元的大哥大，戴着粗大的金戒指，整天和领导们一起吃吃喝喝。
有一次我负责一条公路的填方工作，乙方倒一车黄土，我发一个牌子记帐，最终凭牌子向单位结帐。我一上午守在工地，从八点到十一点半，一共发出20多个牌子。中午张科长对我说：“小吴，你先回家吃饭，中午有我顶着。你下午两点再来。”我下午来上班时，张科长已经发出去40多个牌子。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午这两个小时，乙方的运输效率比上午快一倍多呢？我问我爸，爸爸笑而不语。
严格地说来，两湖管理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单位里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事可干，五十多名员工平时能见到一半人就不错了，有些人只在发工资那几天来。单位工资却并不低，我一个月能拿四五百元，这在1991年的黄石绝对是高收入。那时我只爱买书买磁带，平均每月消费不到100元，剩下的钱交给妈妈，是很乖的儿子。
平时同事们上班也没有事干，无非就是一起聊天或找地方打牌。单位三楼有张乒乓球台，大伙儿没事就打乒乓球玩，从领导到职工，个个都练出了一副好身手。
当时，我并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养着我们这些不干事的闲人，后来才知道，单位是市建委的下属机构，花的是城市维护费，而当时黄石的城市维护费一年有两千多万元。
1994年夏天我和同学外出旅游，没和科长打招呼，出去了五天回来也没有人问。即便如此，我依旧是最守规矩的职工，几乎每天都去上班，在单位里看书看报打乒乓球也不溜号、因为我爸就是单位领导，他和我一起上下班，他不能严格要求别人但可以严格要求我。
我爸说年青人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工作时间和纪律，不要像那些人一样自由散漫。
1994年夏天，黄石市公安局组建巡警支队。
当时市领导们用尽各种手段，总是不能彻底解决街头小贩们的摆摊行为，于是他们想，连地痞流氓都害怕警察，那些小贩见了警察肯定会望风而逃。于是，经研究，领导们决定从市建委系统各单位内招38名职工调入黄石市公安局，充实巡警队伍。
这批人的工资也由建委向公安局划拔，这样就不会增加黄石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这批人本身就是事业单位的职工（系市财政供养人员）。
可是，面对歹徒，警察可以使用警棍手铐来对付他们。可面对着同样是人民群众一员的摆摊者，警察能够毫不留情地像对付歹徒一样去使用暴力吗？更何况，巡警们内心里也并不愿意像抓小偷一样对小贩们穷追不舍。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
当时听说是招巡警，我不愿意参加。但爸爸替我报了名。他说警察是国家行政人员，工资稳定，福利也好；我们单位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干，以后肯定是不长远的。最终，管理处里三十多名青年职工中仅有四人报名，体检时还刷掉了两名，只有我和同事张军入选了。
当时我单位的参警指标没用完，一位建委司机的儿子顶我单位的名额参警了。与此同时，听说在环卫局、市政管理处等单位竞争却非常激烈，上百人争抢一个参警指标。
1998年两湖管理处果然撤消了，大多数同事被安排到了城管工作。他们对我爸的远见非常佩服，也后悔自己当年没有报名参警。此为后话。
3
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肖铺所派出所。
那时候的肖铺所只有五名民警，分别是朱所长、陈教导员、内勤李斌、刑警何有志和我。因为人少，所以没有给民警单独定罚款任务，有事大家一起去，大伙儿团结起来“搞创收”。
当时肖铺乡流行用土法洗金（提炼黄金），在王寿湾、江洋湾、峰烈山村这几个村洗金池最密集。具体做法是先建一个水泥洗金池，将金矿土置于池内用化学药品浸泡，然后通过锌丝吸附分解出来的黄金，最后将锌丝用小炉冶炼出黄金。村民们炼出的黄金纯度能达到96%，当时有不少老板以一克70元的价格收购这些黄金。
洗金药液有剧毒，非常危险。当地还曾发生过，下雨天洗金池积水，毒液溢出池外，牛喝了一口毒水后当即倒地死亡。
但是没人顾虑到这些问题，村里的炼金户越来越多。洗金户们将洗过金的废矿土到处乱倒，这些废矿土含有剧毒，上面寸草不生。一旦下雨，这些有毒的废矿土被雨水浸泡，毒液就渗入地下水中，对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危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在中国，私人炼金是违法的，我们所就以“违法使用剧毒药品”为由，对这些炼金户每月处以300-500元的罚款。下陆区政府曾几次大规模组织人员去制止非法炼金，但村民们要么集体对抗，要么在铲平洗金池后重新再建。
直到我1998年调离肖铺所，炼金活动仍在继续。2006年夏天，我还在《黄石日报》和《东楚晚报》上看到下陆区铲除非法洗金池的新闻，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在2006年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抓嫖抓赌搞创收，我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当时，所里的另一大财源就是跨辖区抓嫖——所辖区内没有一家娱乐场所，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卖淫嫖娼的地点。在离所不远的大泉路上，因人烟稀少，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路边，在车内进行性行为。这中间有卖淫嫖娼的，也有一些是搞婚外恋的，我们将他们抓获带回所内，一律按卖淫嫖娼处理。
那时有私家车的人还不多，有能力开公车出来玩的人，基本上是单位的领导或司机，也都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一般也愿意罚款了事，只要不捅到单位就行。
有一次所里捉到某银行的女领导和男下属，女方痛快地认罚并替男方缴纳罚金共10000元，她还提出一个要求：愿再出3000元将讯问笔录买走。朱所长反复考虑后，将笔录卖给了她。
听所里的老民警说，在1994、1995年的晚上，基本上去一趟大泉路就可以带回一对来，一晚上抓两对也是常事。这样罚来的钱都没有进行正规法制裁决——非婚性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不能进行正式的治安处罚；也不给当事人行政罚款收据——全部直接进入所内小金库。
后来团城山开发区公安分局知道这个信息（大泉路是开发区分局辖区），也经常去抓；抓的人多了，收获就越来越少。
我和同事们去大泉路的收获并不大，大概去五次才能捉一对儿回来罚款。1996年9月16日夜晚，我和同事们在大泉路抓到一个开车带小姐出来嫖的干部，我们将人、车带回所，审讯到凌晨四点，干部才说出自己的嫖娼过程，并接受罚款。
除了大泉路，所里另外一个财源就是抓赌。辖区总共就五个村，抓来抓去，爱赌博者几乎都被民警抓过一两次。
对抓获的赌徒一般每人罚款500-2000元，罚款额并不决定于赌资的多少和赌注的大小，往往有人打得大而罚款少，因为他和民警熟；也常有人交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只能让他交多少算多少，余额给派出所打张欠条。
罚款余额就这样不了了之，民警也懒得去催讨。我的抽屉里装了很多张这样的欠条，后来在调离时我将欠条一把火烧了。所里还经常会出现民警和赌徒们就罚款多少讨价还价的现象，像是做生意。
1996年9月11日晚，我在辖区内带联防队员抓赌，从某家的门缝里看见有四个男人在屋里打麻将，我一脚蹬在大门上，门没踢开但门板踢掉一块。一名赌徒看有警察抓赌，吓得跑上二楼，他想从二楼跳下去但又不敢，结果扒在二楼的护栏上犹豫时失足坠落，人平跌在水泥地上，胸部摔断了两根肋骨。
我让另外三名赌徒将其抬上警车，送到医院，用现场没收的700多元赌资预付了伤者的医疗费，并对那三名赌徒说：“这次就不罚你们的款了，你们三个人凑钱把伤者治好就行。”那三人同意了。
我还将自己的警官证押在医院里保证不拖欠医药费。伤者是外地人，只住院一个多星期，伤还没全好就逃出了医院；他怕我等他伤好后，再捉他去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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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管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上街清理小摊小贩，经常没收摊贩们的东西，比如水果、称、蔬菜等等。我刚去，还没有发制服和执罚证，每天只能跟在老城管的屁股后面去执法。
城管制服最开始是土黄色的中山装，配着红领章，看上去非常像电视剧里国民党的部队。一群黄皮老总在街上抢小贩商品的场面，真挺吓人，像是回到了解放前。
我进去时，城管制服刚换成深蓝色，肩章是金色牡丹花，大盖帽上居然别着警徽。这种随意洒脱的混搭，非常无厘头。
2004年，中央整顿各部门非法着装，那段时间城管队员暂时脱下了制服。那时我才知道，城管竟然是“非法着装”的“执法”部门。但一群便衣去收小贩的商品，实在太像抢劫，所以城管队员们很快又穿上了“非法”的制服。
如此至今，城管制服变成了警服的克隆版。当然，也并不是只有城管才有权利克隆警服，路政、食品卫生稽查等部门，甚至保安都穿着各式克隆警服。
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网络图）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网络图）
那时，我被分在黄石港中队，中队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矮瘦妇女，姓丁。中队办公室设在人民剧场里，和剧场工作人员混熟后，我经常进剧场看电影。当时电影院很不景气，日场经常只能卖出一两张票，一般是超过五名观众才放电影，不到五人就退票。一部电影平均放映一两周，我在工作期间，白看了约五部电影。
城管工作并不忙，但让刚出校门的我还是颇受刺激。本来在马路边摆地摊的人都是底层老百姓，也都是为了挣点小钱养家糊口。因而，没收摊贩的东西、踢摊子、罚款这需要有一颗非常坚硬的心。我不知别的同事怎么想，反正我自己常常会于心不忍，总是将摊贩们劝走了事。当然，我也在丁队长和同事的要求下，没收过几个摊贩的称和水果。
有的队员认为太温柔了是不行的，你不对摊贩们下狠手，他们就不怕你。你转个背刚走了没多远，摊贩们就会在五分钟之内重新占满街道，让你的清理工作变成无用功。领导们看到杂乱无章的街道，又会说你工作没有能力。
于是，有些城管队员看见摊贩，就冲上去将地摊上的商品乱踢乱踩。我亲眼看到，有一次我的一位中年男同事——我真耻于称他为同事——上前一脚将某农妇放在地上出售的一篮子鸡蛋踩碎了。鸡蛋清流在地上，农妇当场就哭了。这种事，在城管工作中常常发生，根本算不上够级别的残酷。
两个月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2
1991年底，我进入黄石市两湖管理处工作。当时我爸在处里当办公室主任，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
两湖管理处是个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黄石的磁湖和青山湖，单位分两个科，管理科和治理科。管理科人多，负责管理湖区，如制止往湖里乱排工业废水、乱倒建筑垃圾等行为；治理科人少，负责两湖沿岸的工程建设施工，湖底的淤泥治理等工作，科里还有一艘挖泥船。我当时在治理科打杂，跟着同事搞测量，学习画施工图纸，打工程预算等。
1993年夏天。我在一个涵洞工地上当施工员，在烈日下看民工们汗流浃背地工作。那时，我整天和民工、包工头在一起，连中饭都一起吃，人被晒得很黑，也见识到了民工的辛苦和老板的挥霍。
民工们在泥泞的工地里每天苦干十多个小时，一个个晒得像非洲人一样乌光油亮，休息时抽着一毛钱一包的劣质香烟；老板却手拿三万元的大哥大，戴着粗大的金戒指，整天和领导们一起吃吃喝喝。
有一次我负责一条公路的填方工作，乙方倒一车黄土，我发一个牌子记帐，最终凭牌子向单位结帐。我一上午守在工地，从八点到十一点半，一共发出20多个牌子。中午张科长对我说：“小吴，你先回家吃饭，中午有我顶着。你下午两点再来。”我下午来上班时，张科长已经发出去40多个牌子。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午这两个小时，乙方的运输效率比上午快一倍多呢？我问我爸，爸爸笑而不语。
严格地说来，两湖管理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单位里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事可干，五十多名员工平时能见到一半人就不错了，有些人只在发工资那几天来。单位工资却并不低，我一个月能拿四五百元，这在1991年的黄石绝对是高收入。那时我只爱买书买磁带，平均每月消费不到100元，剩下的钱交给妈妈，是很乖的儿子。
平时同事们上班也没有事干，无非就是一起聊天或找地方打牌。单位三楼有张乒乓球台，大伙儿没事就打乒乓球玩，从领导到职工，个个都练出了一副好身手。
当时，我并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养着我们这些不干事的闲人，后来才知道，单位是市建委的下属机构，花的是城市维护费，而当时黄石的城市维护费一年有两千多万元。
1994年夏天我和同学外出旅游，没和科长打招呼，出去了五天回来也没有人问。即便如此，我依旧是最守规矩的职工，几乎每天都去上班，在单位里看书看报打乒乓球也不溜号、因为我爸就是单位领导，他和我一起上下班，他不能严格要求别人但可以严格要求我。
我爸说年青人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工作时间和纪律，不要像那些人一样自由散漫。
1994年夏天，黄石市公安局组建巡警支队。
当时市领导们用尽各种手段，总是不能彻底解决街头小贩们的摆摊行为，于是他们想，连地痞流氓都害怕警察，那些小贩见了警察肯定会望风而逃。于是，经研究，领导们决定从市建委系统各单位内招38名职工调入黄石市公安局，充实巡警队伍。
这批人的工资也由建委向公安局划拔，这样就不会增加黄石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这批人本身就是事业单位的职工（系市财政供养人员）。
可是，面对歹徒，警察可以使用警棍手铐来对付他们。可面对着同样是人民群众一员的摆摊者，警察能够毫不留情地像对付歹徒一样去使用暴力吗？更何况，巡警们内心里也并不愿意像抓小偷一样对小贩们穷追不舍。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
当时听说是招巡警，我不愿意参加。但爸爸替我报了名。他说警察是国家行政人员，工资稳定，福利也好；我们单位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干，以后肯定是不长远的。最终，管理处里三十多名青年职工中仅有四人报名，体检时还刷掉了两名，只有我和同事张军入选了。
当时我单位的参警指标没用完，一位建委司机的儿子顶我单位的名额参警了。与此同时，听说在环卫局、市政管理处等单位竞争却非常激烈，上百人争抢一个参警指标。
1998年两湖管理处果然撤消了，大多数同事被安排到了城管工作。他们对我爸的远见非常佩服，也后悔自己当年没有报名参警。此为后话。
3
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肖铺所派出所。
那时候的肖铺所只有五名民警，分别是朱所长、陈教导员、内勤李斌、刑警何有志和我。因为人少，所以没有给民警单独定罚款任务，有事大家一起去，大伙儿团结起来“搞创收”。
当时肖铺乡流行用土法洗金（提炼黄金），在王寿湾、江洋湾、峰烈山村这几个村洗金池最密集。具体做法是先建一个水泥洗金池，将金矿土置于池内用化学药品浸泡，然后通过锌丝吸附分解出来的黄金，最后将锌丝用小炉冶炼出黄金。村民们炼出的黄金纯度能达到96%，当时有不少老板以一克70元的价格收购这些黄金。
洗金药液有剧毒，非常危险。当地还曾发生过，下雨天洗金池积水，毒液溢出池外，牛喝了一口毒水后当即倒地死亡。
但是没人顾虑到这些问题，村里的炼金户越来越多。洗金户们将洗过金的废矿土到处乱倒，这些废矿土含有剧毒，上面寸草不生。一旦下雨，这些有毒的废矿土被雨水浸泡，毒液就渗入地下水中，对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危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在中国，私人炼金是违法的，我们所就以“违法使用剧毒药品”为由，对这些炼金户每月处以300-500元的罚款。下陆区政府曾几次大规模组织人员去制止非法炼金，但村民们要么集体对抗，要么在铲平洗金池后重新再建。
直到我1998年调离肖铺所，炼金活动仍在继续。2006年夏天，我还在《黄石日报》和《东楚晚报》上看到下陆区铲除非法洗金池的新闻，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在2006年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抓嫖抓赌搞创收，我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当时，所里的另一大财源就是跨辖区抓嫖——所辖区内没有一家娱乐场所，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卖淫嫖娼的地点。在离所不远的大泉路上，因人烟稀少，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路边，在车内进行性行为。这中间有卖淫嫖娼的，也有一些是搞婚外恋的，我们将他们抓获带回所内，一律按卖淫嫖娼处理。
那时有私家车的人还不多，有能力开公车出来玩的人，基本上是单位的领导或司机，也都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一般也愿意罚款了事，只要不捅到单位就行。
有一次所里捉到某银行的女领导和男下属，女方痛快地认罚并替男方缴纳罚金共10000元，她还提出一个要求：愿再出3000元将讯问笔录买走。朱所长反复考虑后，将笔录卖给了她。
听所里的老民警说，在1994、1995年的晚上，基本上去一趟大泉路就可以带回一对来，一晚上抓两对也是常事。这样罚来的钱都没有进行正规法制裁决——非婚性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不能进行正式的治安处罚；也不给当事人行政罚款收据——全部直接进入所内小金库。
后来团城山开发区公安分局知道这个信息（大泉路是开发区分局辖区），也经常去抓；抓的人多了，收获就越来越少。
我和同事们去大泉路的收获并不大，大概去五次才能捉一对儿回来罚款。1996年9月16日夜晚，我和同事们在大泉路抓到一个开车带小姐出来嫖的干部，我们将人、车带回所，审讯到凌晨四点，干部才说出自己的嫖娼过程，并接受罚款。
除了大泉路，所里另外一个财源就是抓赌。辖区总共就五个村，抓来抓去，爱赌博者几乎都被民警抓过一两次。
对抓获的赌徒一般每人罚款500-2000元，罚款额并不决定于赌资的多少和赌注的大小，往往有人打得大而罚款少，因为他和民警熟；也常有人交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只能让他交多少算多少，余额给派出所打张欠条。
罚款余额就这样不了了之，民警也懒得去催讨。我的抽屉里装了很多张这样的欠条，后来在调离时我将欠条一把火烧了。所里还经常会出现民警和赌徒们就罚款多少讨价还价的现象，像是做生意。
1996年9月11日晚，我在辖区内带联防队员抓赌，从某家的门缝里看见有四个男人在屋里打麻将，我一脚蹬在大门上，门没踢开但门板踢掉一块。一名赌徒看有警察抓赌，吓得跑上二楼，他想从二楼跳下去但又不敢，结果扒在二楼的护栏上犹豫时失足坠落，人平跌在水泥地上，胸部摔断了两根肋骨。
我让另外三名赌徒将其抬上警车，送到医院，用现场没收的700多元赌资预付了伤者的医疗费，并对那三名赌徒说：“这次就不罚你们的款了，你们三个人凑钱把伤者治好就行。”那三人同意了。
我还将自己的警官证押在医院里保证不拖欠医药费。伤者是外地人，只住院一个多星期，伤还没全好就逃出了医院；他怕我等他伤好后，再捉他去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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