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比特币分叉愈演愈烈 如引发分裂可能引发法律混乱 (Read 335 times)
受损的一方肯定要反击
总有一方受损失
如果比特币网络突然分裂成两个相竞争的网络阵营，那么在改组中受到负面影响的网络阵营可能无法转向法庭寻求追索。
在接受CoinDesk的采访时，法律专家详细论述了在不断升级的潜在比特币硬分叉讨论中出现的一种更值得注意的主张。硬分叉则是正在进行中的将一部分网络迁移到新软件的过程，并可能会创建两个独立的区块链和两种比特币代币。
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的矿工和开发者要求对其技术发展的道路进行分离的决心日益坚决，并声称任何一方若采取某些行动可能会导致法律后果。
一边，矿工表明若开发者改变比特币共识算法而无法有效运行，他们可以对开发者提起法律诉讼。另一边，开发者则暗示，矿工如果采取具有攻击性或恶意的行动破坏分叉之后的两个区块链中的任何一个，均有可能会面临回击。
但首先，CoinDesk为此而咨询的律师却表示，由于比特币的主要参与者所在地点各异，若出现诉讼，管辖权可能是其中最大的障碍。
华盛顿律师事务所Anderson Kill的律师告诉CoinDesk：
“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理论并非令人头痛之处，管辖权才是。由于拥有比特币的人员与可以修改规则的人员之间没有明确合同的约束，这就进入了默示合同和衡平法救济的领域。”
佛罗里达律师事务所Berger Singerman的律师Andrew Hinkes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Andrew Hinkes
他指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通过区块链连接的基于互联网的经济网络不会受到地理位置的约束，但法院却会。
他说：“在迈阿密法院只可以起诉特定一部分人。但法院首先必须拥有诉讼标的管辖权，其次必须有可以在这里起诉的恰当的人，”
Hinkes继续以名为Voldemort的匿名开发者为例（其以提出比特币MimbleWimble提案而闻名），指出如果无法首先确立身份，那么就难以证明所属管辖权。
他继续说道：“我不知道Voldemort是谁，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多开发者都在美国以外，如果我想起诉一个在中国的人，那么我就必须要去中国起诉。但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矿工都在中国。”
不过，参与调查的律师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表明这种法律诉求即使并非不可能，或者事实上分叉也确实导致了法律诉讼，那么也可能会陷入一种拜占庭将军问题。
开发者风险偏低
在这一系列讨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就是，由于双方之间没有明确的合同，矿工很可能无法起诉协议开发者。
据Cooley律师事务所的金融技术主管Marco Santori介绍，至少在美国这种法律诉求是会受到阻碍的。
Marco Santori
他对CoinDesk表示：
“纯粹的经济损失是我可以想象的矿工所遭受的唯一损害，而对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合同。目前为止据我所知，矿工与协议开发者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此类合同。”
Hinkes对此也表示认同，如果矿工团体（例如）试图提起诉讼，双方之间缺少直接合同将会成为一个显著问题。
他说道：“这一切都是通过默认算法可以变更这种默契来实现的，从来没有人做出任何保证共识算法不会改变。总之，他们很难找到任何做出这种承诺的人。”
那么Hinkes再次提出了另一个事实，即尽管开发人员可以对比特币网络发布新代码，但是他们却无法强制任何人运行新代码，这意味着证明此中关联也会存在问题。
可能的选择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Hinkes或许对这种情况提供了最深入的评估，提出可能起诉开发者的三种潜在方式。
包括侵权干涉请求权（没有参与现有合同的一方有意采取行动破坏合同）、衡平禁止反言（一种法律形式，即一方依托另一方言行一致，不得出尔反尔），以及禁令（法院明确禁止某方采取某些行动）。
而在这三种方式中，Hinkes认为侵权干涉请求权可能最具优势，但他还是再次表示管辖权及身份的问题可能十分复杂。
他说：
“传播新代码可以说是直接损害了我的权益，但是首先我要有个协议。那么如果我是矿工，我要与谁达成协议？投资者呢，他们又要与谁达成协议？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认为如果寻求追索的一方不能证明被告在一个问题上存在预设立场，而且这一立场的直接变更导致了经济损失，衡平禁止反言法就无法发挥作用。
同样地，他认为禁令几乎也是无效的，因为这要求在难以界定的地点找到开发者并确定他们在这里提供服务。
矿工受到极大威胁
在这两方之中，参与调查的律师认为，矿工更有可能对诉讼承担责任，但他们认为这取决于如何判断所采取措施的恶意性质。
Santor说：
“这取决于这些恶意行为。仅仅将哈希算力从一个分叉阵营转移到另一阵营是不够的。”
但是，Hinkes指出尽管能够证明所采取措施的恶意性质，司法方面仍存在障碍。也就是说，执法机构的官员需要接受案件的处理，并愿意尝试去解决其复杂性，并相信在此基础上，今后的判例法可以取得丰硕成果。
他还表示，在这一领域的先例一说也是不明了的，因为普遍看法认为，若发生分叉，所谓的少数群体区块链阵营（规模极小因而易于受到攻击并被迫下线）预计会逐渐消失。
他问道：
“任何时候你去攻击他人的资产，却仍要去证明然后才能获得赔偿。那么，少数群体的区块链是否仍有价值？”
不过，Hinkes和Palley认为即使这些行为可以被解释为犯罪行为，管辖权也许是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障碍。
Palley表示：
“假设你能够说服美国法庭，你有权得到救济，那么在中国或其他国外地区的矿工就不能如此吗？这并非绝不可能，但几率却微乎其微。”
有志者
然而，有些人认为，适当的创造力（以及恰当的情境）可以结合起来实现有效的法律诉讼。
Carol Van Cleef
例如，BakerHostetler金融技术公司负责人Carol Van Cleef认为，根据所涉经济利益以及双方因任何结果而感到不满的程度，提起刑事诉讼也是可能的。
Van Cleef简洁明了地说道：
“现有法律可以构建法律理论。富有想象力的律师以及拥有资源的委托人可以共同实现这一点。”
在接受CoinDesk的采访时，法律专家详细论述了在不断升级的潜在比特币硬分叉讨论中出现的一种更值得注意的主张。硬分叉则是正在进行中的将一部分网络迁移到新软件的过程，并可能会创建两个独立的区块链和两种比特币代币。
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的矿工和开发者要求对其技术发展的道路进行分离的决心日益坚决，并声称任何一方若采取某些行动可能会导致法律后果。
一边，矿工表明若开发者改变比特币共识算法而无法有效运行，他们可以对开发者提起法律诉讼。另一边，开发者则暗示，矿工如果采取具有攻击性或恶意的行动破坏分叉之后的两个区块链中的任何一个，均有可能会面临回击。
但首先，CoinDesk为此而咨询的律师却表示，由于比特币的主要参与者所在地点各异，若出现诉讼，管辖权可能是其中最大的障碍。
华盛顿律师事务所Anderson Kill的律师告诉CoinDesk：
“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理论并非令人头痛之处，管辖权才是。由于拥有比特币的人员与可以修改规则的人员之间没有明确合同的约束，这就进入了默示合同和衡平法救济的领域。”
佛罗里达律师事务所Berger Singerman的律师Andrew Hinkes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Andrew Hinkes
他指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通过区块链连接的基于互联网的经济网络不会受到地理位置的约束，但法院却会。
他说：“在迈阿密法院只可以起诉特定一部分人。但法院首先必须拥有诉讼标的管辖权，其次必须有可以在这里起诉的恰当的人，”
Hinkes继续以名为Voldemort的匿名开发者为例（其以提出比特币MimbleWimble提案而闻名），指出如果无法首先确立身份，那么就难以证明所属管辖权。
他继续说道：“我不知道Voldemort是谁，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多开发者都在美国以外，如果我想起诉一个在中国的人，那么我就必须要去中国起诉。但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矿工都在中国。”
不过，参与调查的律师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表明这种法律诉求即使并非不可能，或者事实上分叉也确实导致了法律诉讼，那么也可能会陷入一种拜占庭将军问题。
开发者风险偏低
在这一系列讨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就是，由于双方之间没有明确的合同，矿工很可能无法起诉协议开发者。
据Cooley律师事务所的金融技术主管Marco Santori介绍，至少在美国这种法律诉求是会受到阻碍的。
Marco Santori
他对CoinDesk表示：
“纯粹的经济损失是我可以想象的矿工所遭受的唯一损害，而对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合同。目前为止据我所知，矿工与协议开发者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此类合同。”
Hinkes对此也表示认同，如果矿工团体（例如）试图提起诉讼，双方之间缺少直接合同将会成为一个显著问题。
他说道：“这一切都是通过默认算法可以变更这种默契来实现的，从来没有人做出任何保证共识算法不会改变。总之，他们很难找到任何做出这种承诺的人。”
那么Hinkes再次提出了另一个事实，即尽管开发人员可以对比特币网络发布新代码，但是他们却无法强制任何人运行新代码，这意味着证明此中关联也会存在问题。
可能的选择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Hinkes或许对这种情况提供了最深入的评估，提出可能起诉开发者的三种潜在方式。
包括侵权干涉请求权（没有参与现有合同的一方有意采取行动破坏合同）、衡平禁止反言（一种法律形式，即一方依托另一方言行一致，不得出尔反尔），以及禁令（法院明确禁止某方采取某些行动）。
而在这三种方式中，Hinkes认为侵权干涉请求权可能最具优势，但他还是再次表示管辖权及身份的问题可能十分复杂。
他说：
“传播新代码可以说是直接损害了我的权益，但是首先我要有个协议。那么如果我是矿工，我要与谁达成协议？投资者呢，他们又要与谁达成协议？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认为如果寻求追索的一方不能证明被告在一个问题上存在预设立场，而且这一立场的直接变更导致了经济损失，衡平禁止反言法就无法发挥作用。
同样地，他认为禁令几乎也是无效的，因为这要求在难以界定的地点找到开发者并确定他们在这里提供服务。
矿工受到极大威胁
在这两方之中，参与调查的律师认为，矿工更有可能对诉讼承担责任，但他们认为这取决于如何判断所采取措施的恶意性质。
Santor说：
“这取决于这些恶意行为。仅仅将哈希算力从一个分叉阵营转移到另一阵营是不够的。”
但是，Hinkes指出尽管能够证明所采取措施的恶意性质，司法方面仍存在障碍。也就是说，执法机构的官员需要接受案件的处理，并愿意尝试去解决其复杂性，并相信在此基础上，今后的判例法可以取得丰硕成果。
他还表示，在这一领域的先例一说也是不明了的，因为普遍看法认为，若发生分叉，所谓的少数群体区块链阵营（规模极小因而易于受到攻击并被迫下线）预计会逐渐消失。
他问道：
“任何时候你去攻击他人的资产，却仍要去证明然后才能获得赔偿。那么，少数群体的区块链是否仍有价值？”
不过，Hinkes和Palley认为即使这些行为可以被解释为犯罪行为，管辖权也许是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障碍。
Palley表示：
“假设你能够说服美国法庭，你有权得到救济，那么在中国或其他国外地区的矿工就不能如此吗？这并非绝不可能，但几率却微乎其微。”
有志者
然而，有些人认为，适当的创造力（以及恰当的情境）可以结合起来实现有效的法律诉讼。
Carol Van Cleef
例如，BakerHostetler金融技术公司负责人Carol Van Cleef认为，根据所涉经济利益以及双方因任何结果而感到不满的程度，提起刑事诉讼也是可能的。
Van Cleef简洁明了地说道：
“现有法律可以构建法律理论。富有想象力的律师以及拥有资源的委托人可以共同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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