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刘俊生：谁在制造天价巡视费？ (Read 298 times)
公款吃喝是一个原因
应该仔细查查
这个问题问的很深奥啊，到底是谁呢？
据9月12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独家报道，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3万余元，旅游费12万余元。
湖北省委共有八个巡视组。依工作安排，第六巡视组于今年4月11日至5月9日巡视秭归县。为迎接巡视组，秭归县财政局已预拨20万元工作经费。这意味着，仍有60多万元的支出无从入账。
《新世纪》记者获得了第六巡视组在秭归巡视期间有关费用明细表。巡视组支出共分五大类，接待费、礼品、外出考察费、购置设备和其他费用等。其中，接待费370193元，礼品113477元，外出考察费139921元，购置设备109888元，其他费用68491元。
党委巡视制度本意是上级为了监督所辖区域党政领导，察访民情而设。但是，湖北省委巡视组却在短短20余天内消费了80万元。这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的哪些矛盾和问题？解决的出路何在？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认为，秭归县被迫承担“天价巡视费”，在全国绝非个例。这说明，如果没有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党内巡视等内部监督制度可能“变味”。要根除类似弊端，必须强化对党政权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
刘俊生指出，巡视制度是近年来中共在党内建立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这种制度设计自有其必要性。实践中，纪委在很难实现对同级党委领导的监督，中央和省级党委为了解下级党委领导在人事安排、干部任用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派人定期巡视。
但是，如果没有外部监督和制衡机制，这种巡视权就可能被滥用。秭归县天价巡视费就是例证。这说明，现有财政预算制度下，党政领导受到的约束很弱，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于是，巡视制度很容易沦为上级领导的“考察秀”或“休闲游”。
刘俊生指出，天价巡视费事件，主要有两大教训。
首先，这种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国基层财政预算不透明，不民主，也缺乏同级人大的实质性监督。
所谓“财政民主”，亦即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受到老百姓或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且应该是公开透明，公众可据此质疑或监督。近年来，中央政府之所以要求部委公布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的各类收支情况并监督政府。
他同时也指出，制度是相互联系的。中国当下，由于选举民主落实不到位，要实现预算民主就比较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体制环境的调整，财政收支就不能民主。比如，四川有个白庙乡，就做到了财政支出公开。这是预算民主的重要进展。
其次，公民和社会的外部监督非常重要。公民自由发言的权利，包括批评政府的权利，媒体报道的权利，都是政治民主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应该让老百姓在监督政府时，“任何话都能说，任何话都敢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舆论空间日渐开放，表达自由也进步明显。但应该承认，与现代法治国家相比，中国言论自由空间还不够大，应该继续开放，创造条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让政府不敢懈怠。目前，网络民意也会对各级政府起到某种监督作用。
湖北省委共有八个巡视组。依工作安排，第六巡视组于今年4月11日至5月9日巡视秭归县。为迎接巡视组，秭归县财政局已预拨20万元工作经费。这意味着，仍有60多万元的支出无从入账。
《新世纪》记者获得了第六巡视组在秭归巡视期间有关费用明细表。巡视组支出共分五大类，接待费、礼品、外出考察费、购置设备和其他费用等。其中，接待费370193元，礼品113477元，外出考察费139921元，购置设备109888元，其他费用68491元。
党委巡视制度本意是上级为了监督所辖区域党政领导，察访民情而设。但是，湖北省委巡视组却在短短20余天内消费了80万元。这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的哪些矛盾和问题？解决的出路何在？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认为，秭归县被迫承担“天价巡视费”，在全国绝非个例。这说明，如果没有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党内巡视等内部监督制度可能“变味”。要根除类似弊端，必须强化对党政权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
刘俊生指出，巡视制度是近年来中共在党内建立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这种制度设计自有其必要性。实践中，纪委在很难实现对同级党委领导的监督，中央和省级党委为了解下级党委领导在人事安排、干部任用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派人定期巡视。
但是，如果没有外部监督和制衡机制，这种巡视权就可能被滥用。秭归县天价巡视费就是例证。这说明，现有财政预算制度下，党政领导受到的约束很弱，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于是，巡视制度很容易沦为上级领导的“考察秀”或“休闲游”。
刘俊生指出，天价巡视费事件，主要有两大教训。
首先，这种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国基层财政预算不透明，不民主，也缺乏同级人大的实质性监督。
所谓“财政民主”，亦即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受到老百姓或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且应该是公开透明，公众可据此质疑或监督。近年来，中央政府之所以要求部委公布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的各类收支情况并监督政府。
他同时也指出，制度是相互联系的。中国当下，由于选举民主落实不到位，要实现预算民主就比较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体制环境的调整，财政收支就不能民主。比如，四川有个白庙乡，就做到了财政支出公开。这是预算民主的重要进展。
其次，公民和社会的外部监督非常重要。公民自由发言的权利，包括批评政府的权利，媒体报道的权利，都是政治民主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应该让老百姓在监督政府时，“任何话都能说，任何话都敢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舆论空间日渐开放，表达自由也进步明显。但应该承认，与现代法治国家相比，中国言论自由空间还不够大，应该继续开放，创造条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让政府不敢懈怠。目前，网络民意也会对各级政府起到某种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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