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从略萨到拉美文学:所谓"文学爆炸"真的发生过吗? (Read 194 times)
说不好啊
难以想象啊
可怕
这个就不清楚了
鬼知道啊！
不见得吧
提到拉丁美洲文学，假如你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百年孤独》，那么下一个词或许就是“文学爆炸”了。“文学爆炸”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学读者们没少听闻这四个字，可是这一“爆炸”是否曾在上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真实发生?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以秘鲁作家略萨为主题的阅读分享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略萨作品主要译者赵德明提到，他上世纪60年代恰好曾在智利学习，然而并想不起来有过“文学爆炸”这一回事。他认为，所谓“文学爆炸”，本质上是出版商的一种商业炒作行为。
拉美“文学爆炸”是否真的发生过?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以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鲁尔福、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为代表的一批拉丁美洲新小说家异军突起，成就卓著，震动了世界文坛，人称“文学爆炸”。这是社科院西班牙语研究员朱景冬在《拉丁美洲小说史》一书中为拉美“文学爆炸”说下的定义。
略萨是“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城市与狗》的出版，也被认为是“文学爆炸”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拉美小说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为何会在这一阶段集中涌现呢?
《城市与狗》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陈众议认为“文学爆炸”背后有着三个因素的推动。首先是“冷战”因素，东西方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拉美这块土地变成了一个缓冲地带。作为美国的“后院”，这里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古巴的出现，突然在一盘围棋的棋局中间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放入了一颗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美既是缓冲地带，又左右逢源地和两个世界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拉美文学当时同时被两个世界认可和推崇，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非常罕见。
第二个原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界的左倾。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左倾日益明朗化，以学潮为主要象征，拉美作家基本上都是左倾立场，在此背景下，拉美文学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色彩。略萨年轻时是一位非常狂热的左倾知识分子，是萨特的追随者，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广泛涉猎，对资本主义也有很多批判。
第三个原因是在当时这一群作家非常团结，经常聚会，只有极少数作家游离在外。他们互通有无多于文人相轻，每一位作家都想写一部代表拉丁美洲的伟大小说，这是他们的共同志向。
这一话题将赵德明拉回了上世纪的南美洲。他于1963-1966年间在智利大学学习，所谓“文学爆炸”在当时的大学文学系里“没有什么动静”，“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文学爆炸，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拉美倒是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也从几本所谓“文学爆炸”的标志性作品出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现象。《城市与狗》最初在西班牙出版，《百年孤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后来又在欧洲出版，几本书都是在出版后重返拉美并产生影响的，他从当时智利大学文学系师生们的谈论中，没感觉到有什么“爆炸”正在发生。反而是回国之后，在《外国文学动态》期刊上看到了“文学爆炸”这一提法，赵德明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版商的炒作行为。
作为最早将略萨译介到中国的主要译者，赵德明也曾经三四次问起略萨，如何看待评论家们所说的“文学爆炸”，略萨说:“就让他们说去呗。”作家、评论家、研究者和读者与一本作品、一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甚至错综复杂。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数次被人问起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我那书里说的都是真的!”
略萨好奇的是，中国的一线作家不关心政治吗?
在阅读分享活动的现场，一部关于略萨的纪录片一直在滚动播放，内容包含了他在童年与父亲之间的仇怨，在军校见证了一次次群架斗殴之后开始写黄色小说，还有他与姨妈胡莉娅的婚姻和其后的艰辛生活等等。
赵德明用“自由主义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来形容他心中的略萨，略萨的精力相当旺盛，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许多问题都很感兴趣并心怀关切，“一会儿天、一会儿地，巴西的问题、凯尔特的问题、高更的问题，哪儿的手都伸”。
陈众议认为，略萨的博学和作为作家的敏感触角使得他和其他拉美作家不太一样，“他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推出令人意外的作品，他一生的创作不断变化，很难简单概括。刚出道的时候，他从个人生活经历切入，要挣扎，要解脱，用他自己的话说要 ‘反对强大的父权制度’，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题材便告一段落了。在《绿房子》和《利图马在安地斯山》写完之后，他对秘鲁的历史和政治的关切也告一段落了，转入了完全的虚构。之后的写作基本远离了秘鲁的现实，比如《凯尔特人之梦》讲的是凯尔特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罗杰的故事。他晚年开始写《公羊的节日》这种关于独裁政府的很厚重的作品，到了《卑微的英雄》一书，他又开始关注切实的生活。”
略萨曾两次来到中国，北京的发展变化让他感到非常震惊。陈众议回忆起当时开车载着略萨在北京转了两圈的情景，略萨不断感叹:“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北京现在怎么这么多的高楼!”“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在赵德明和陈众议眼里，略萨是一位真正具有国际主义眼光、见多识广的作家，同时也怀有一颗童心，看到一地的变化时丝毫不掩饰自己真正的兴奋。赵德明提到，略萨回国后撰文记录了自己的北京之行，他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感到欣喜，却对当时中国作家们所关心和讨论的话题感到失望，略萨在与中国若干著名作家的座谈之后问道:“中国的一线作家都不关心政治吗?”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略萨的《城市与狗》和《绿房子》等作品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但这些作品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在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被列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书目清单，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尼罗河惨案》等等，略萨的《城市与狗》也在其中。因为这本作品涉及到了一些当时中国作家不会触碰的情节与问题，比如十三四岁的孩子周末进城游玩逛妓院、军校学生在地下室搞手淫比赛、山里来的穷学生和城里的孩子打架、略萨本人在军校写黄色小说卖钱等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王央乐在参会时解释道，除了这些中国作家一般不写的内容，略萨在这本书中也对军事独裁、学校教育中的两面派行为等等展开了批判。回忆起这段历史，赵德明说:“如果你要用中国的文学理论去研究略萨，你会不断地掉眼镜的。”
拉美“文学爆炸”是否真的发生过?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以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鲁尔福、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为代表的一批拉丁美洲新小说家异军突起，成就卓著，震动了世界文坛，人称“文学爆炸”。这是社科院西班牙语研究员朱景冬在《拉丁美洲小说史》一书中为拉美“文学爆炸”说下的定义。
略萨是“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城市与狗》的出版，也被认为是“文学爆炸”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拉美小说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为何会在这一阶段集中涌现呢?
《城市与狗》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陈众议认为“文学爆炸”背后有着三个因素的推动。首先是“冷战”因素，东西方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拉美这块土地变成了一个缓冲地带。作为美国的“后院”，这里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古巴的出现，突然在一盘围棋的棋局中间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放入了一颗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美既是缓冲地带，又左右逢源地和两个世界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拉美文学当时同时被两个世界认可和推崇，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非常罕见。
第二个原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界的左倾。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左倾日益明朗化，以学潮为主要象征，拉美作家基本上都是左倾立场，在此背景下，拉美文学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色彩。略萨年轻时是一位非常狂热的左倾知识分子，是萨特的追随者，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广泛涉猎，对资本主义也有很多批判。
第三个原因是在当时这一群作家非常团结，经常聚会，只有极少数作家游离在外。他们互通有无多于文人相轻，每一位作家都想写一部代表拉丁美洲的伟大小说，这是他们的共同志向。
这一话题将赵德明拉回了上世纪的南美洲。他于1963-1966年间在智利大学学习，所谓“文学爆炸”在当时的大学文学系里“没有什么动静”，“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文学爆炸，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拉美倒是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也从几本所谓“文学爆炸”的标志性作品出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现象。《城市与狗》最初在西班牙出版，《百年孤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后来又在欧洲出版，几本书都是在出版后重返拉美并产生影响的，他从当时智利大学文学系师生们的谈论中，没感觉到有什么“爆炸”正在发生。反而是回国之后，在《外国文学动态》期刊上看到了“文学爆炸”这一提法，赵德明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版商的炒作行为。
作为最早将略萨译介到中国的主要译者，赵德明也曾经三四次问起略萨，如何看待评论家们所说的“文学爆炸”，略萨说:“就让他们说去呗。”作家、评论家、研究者和读者与一本作品、一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甚至错综复杂。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数次被人问起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我那书里说的都是真的!”
略萨好奇的是，中国的一线作家不关心政治吗?
在阅读分享活动的现场，一部关于略萨的纪录片一直在滚动播放，内容包含了他在童年与父亲之间的仇怨，在军校见证了一次次群架斗殴之后开始写黄色小说，还有他与姨妈胡莉娅的婚姻和其后的艰辛生活等等。
赵德明用“自由主义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来形容他心中的略萨，略萨的精力相当旺盛，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许多问题都很感兴趣并心怀关切，“一会儿天、一会儿地，巴西的问题、凯尔特的问题、高更的问题，哪儿的手都伸”。
陈众议认为，略萨的博学和作为作家的敏感触角使得他和其他拉美作家不太一样，“他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推出令人意外的作品，他一生的创作不断变化，很难简单概括。刚出道的时候，他从个人生活经历切入，要挣扎，要解脱，用他自己的话说要 ‘反对强大的父权制度’，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题材便告一段落了。在《绿房子》和《利图马在安地斯山》写完之后，他对秘鲁的历史和政治的关切也告一段落了，转入了完全的虚构。之后的写作基本远离了秘鲁的现实，比如《凯尔特人之梦》讲的是凯尔特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罗杰的故事。他晚年开始写《公羊的节日》这种关于独裁政府的很厚重的作品，到了《卑微的英雄》一书，他又开始关注切实的生活。”
略萨曾两次来到中国，北京的发展变化让他感到非常震惊。陈众议回忆起当时开车载着略萨在北京转了两圈的情景，略萨不断感叹:“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北京现在怎么这么多的高楼!”“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在赵德明和陈众议眼里，略萨是一位真正具有国际主义眼光、见多识广的作家，同时也怀有一颗童心，看到一地的变化时丝毫不掩饰自己真正的兴奋。赵德明提到，略萨回国后撰文记录了自己的北京之行，他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感到欣喜，却对当时中国作家们所关心和讨论的话题感到失望，略萨在与中国若干著名作家的座谈之后问道:“中国的一线作家都不关心政治吗?”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略萨的《城市与狗》和《绿房子》等作品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但这些作品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在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被列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书目清单，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尼罗河惨案》等等，略萨的《城市与狗》也在其中。因为这本作品涉及到了一些当时中国作家不会触碰的情节与问题，比如十三四岁的孩子周末进城游玩逛妓院、军校学生在地下室搞手淫比赛、山里来的穷学生和城里的孩子打架、略萨本人在军校写黄色小说卖钱等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王央乐在参会时解释道，除了这些中国作家一般不写的内容，略萨在这本书中也对军事独裁、学校教育中的两面派行为等等展开了批判。回忆起这段历史，赵德明说:“如果你要用中国的文学理论去研究略萨，你会不断地掉眼镜的。”
Jump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