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到底谁欠新凤霞一个道歉？ (Read 190 times)
让受委屈的一代人心安。
虽是社会的罪过，确实凡人的作为，该反思该道歉了。
悲哀啊，希望能给她一个道歉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在十年动乱中，因惨遭迫害留下残疾以至无法再登舞台，成为永远的伤痛和遗憾。昨天，新凤霞之子吴欢发了一条微博，公开质问有“母亲专业户”之称的老演员张少华，莫忘当年“带队抄家”。令人感慨唏嘘，并在网络引发关注和热议。11日张少华凌晨回应“被栽赃”。
这让我想起了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和刘进等人，向文革中被伤害的师生道歉。宋彬彬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她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新京报）
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和邻居，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讳莫如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多数没有道歉的红卫兵看来，在“文革”那样一个疯狂混乱的年代，红卫兵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犯下的罪错也是社会的罪错，所以，他们不必专门为自己的罪错忏悔，不必特别向被自己伤害的人道歉。
如今，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转眼已步入 “花甲”之年，岁月的悄然流逝并不能淡化乃至忘却自己曾经有过的 “人生败笔”，相反，需要直面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正视那些不道德的过错。因为历史毕竟真实发生过，苦难也好，惨痛也罢，都不容否认，也不应该被埋葬，更不应该被忘却。只有直面历史，才能治愈历史的伤痛，遗忘从来都不是解决之道。更何况若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作古了。
山东的刘伯勤、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最近几年，全国已有多人在报纸上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一位老人曾写道：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 “服从”时所为。当年红卫兵犯下的正是这种 “平凡之恶”！
回想当年对文革的后续处理过程，针对文革施害者的法律正义的缺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当年对文革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以“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为原则，因此“处理这类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只要犯错误的干部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或者组织上已经做了处理，就不要没完没了地算历史旧帐”（《人民日报》），但这等于是用组织审查取代了法律正义，用政治结论取代了历史正义。
当然，这个遗憾背后，有当时的形势使然。弥补这一遗憾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寻求建筑在史实真相基础之上的历史正义。但可惜的是，近些年来，对文革的反思非但没有深化，反而出现了不少怀念文革的噪音。这种现象，显然与文革历史真相的披露是否充分有莫大的关系；仅仅满足于用政治结论来反思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反思，必须建基在历史真相之上。披露历史真相，寻回历史正义，才是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一劳永逸之法。这包袱不仅包括文革，也包括当年对文革施害者的责任追究。
当我们严厉声讨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时，可曾想过，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德国也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国能够正视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正因如此其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达对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的沉痛哀悼。这是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跪”，为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后来俄国总理普京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右膝跪地，俯身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碑台阶下。普京的这一下跪，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出比较真心的反省”。
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再加上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这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曾有相似经历的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后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动荡和巨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曾作过恶、伤害过他人。文革时我加入了红卫兵，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我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我还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妻子流产，我是有罪责的。”
新凤霞生前选择了谅解，她说“苦难都过去了，我也残疾了，怪她们有什么用，原谅她们吧。”吴欢也选择了不追究。但当年那些“带队抄新凤霞家”的老红卫兵，为何至今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道歉和认错？今年新凤霞九十冥寿，向死者诚恳的一句道歉就那么难吗？
这让我想起了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和刘进等人，向文革中被伤害的师生道歉。宋彬彬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她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新京报）
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和邻居，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讳莫如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多数没有道歉的红卫兵看来，在“文革”那样一个疯狂混乱的年代，红卫兵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犯下的罪错也是社会的罪错，所以，他们不必专门为自己的罪错忏悔，不必特别向被自己伤害的人道歉。
如今，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转眼已步入 “花甲”之年，岁月的悄然流逝并不能淡化乃至忘却自己曾经有过的 “人生败笔”，相反，需要直面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正视那些不道德的过错。因为历史毕竟真实发生过，苦难也好，惨痛也罢，都不容否认，也不应该被埋葬，更不应该被忘却。只有直面历史，才能治愈历史的伤痛，遗忘从来都不是解决之道。更何况若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作古了。
山东的刘伯勤、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最近几年，全国已有多人在报纸上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一位老人曾写道：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 “服从”时所为。当年红卫兵犯下的正是这种 “平凡之恶”！
回想当年对文革的后续处理过程，针对文革施害者的法律正义的缺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当年对文革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以“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为原则，因此“处理这类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只要犯错误的干部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或者组织上已经做了处理，就不要没完没了地算历史旧帐”（《人民日报》），但这等于是用组织审查取代了法律正义，用政治结论取代了历史正义。
当然，这个遗憾背后，有当时的形势使然。弥补这一遗憾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寻求建筑在史实真相基础之上的历史正义。但可惜的是，近些年来，对文革的反思非但没有深化，反而出现了不少怀念文革的噪音。这种现象，显然与文革历史真相的披露是否充分有莫大的关系；仅仅满足于用政治结论来反思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反思，必须建基在历史真相之上。披露历史真相，寻回历史正义，才是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一劳永逸之法。这包袱不仅包括文革，也包括当年对文革施害者的责任追究。
当我们严厉声讨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时，可曾想过，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德国也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国能够正视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正因如此其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达对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的沉痛哀悼。这是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跪”，为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后来俄国总理普京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右膝跪地，俯身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碑台阶下。普京的这一下跪，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出比较真心的反省”。
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再加上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这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曾有相似经历的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后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动荡和巨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曾作过恶、伤害过他人。文革时我加入了红卫兵，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我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我还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妻子流产，我是有罪责的。”
新凤霞生前选择了谅解，她说“苦难都过去了，我也残疾了，怪她们有什么用，原谅她们吧。”吴欢也选择了不追究。但当年那些“带队抄新凤霞家”的老红卫兵，为何至今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道歉和认错？今年新凤霞九十冥寿，向死者诚恳的一句道歉就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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