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高考故事｜人大教授李秋零：机会不来不去做梦，来了就要抓住 (Read 121 times)

德语培训班的同学合影，后排左一为李秋零。 新三届 图
对中国大多数学哲学的人来说，“李秋零”这个名字称得上熟悉。
他曾花10年时间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几乎是每个进入哲学系学习的学生“人手一本”的书目。学术生涯中，他早早崭露头角，随后一心继承导师苗力田先生遗志，投身浩繁的翻译工作，多年如一日。
鲜有人知道，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人们所说的“天之骄子”之前，他曾经是河南南阳一个地道的农村小伙，过着田间劳作，一心挣工分的日子，没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更自认不懂“哲学”为何物。
这一年的高考，也被他视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事。
希望
 “我上了4年小学就辍学了，给刚出生的妹妹当专职保姆，那时候我还不到10岁。”1957年，李秋零出生在河南南阳石桥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受过大学和初中教育，都在中小学任教。
他出生的那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波及甚至打击，命运急转而下。李秋零的父亲也成为右派分子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在镇上读小学的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注意到学校没有了正常教学活动，“乱得一团糟”。
因为父亲的关系，李秋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黑五类”子女。“家庭出身不好”对他的影响随后整整持续了十几年。
“后来看文章说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受影响，实际上在我们农村，上初中都受影响。”从小学辍学后，他自觉读书无望，并在这段时间开始自学，补齐了剩下的小学知识。
因为年纪尚小身体单薄，不能很好地完成下田劳作，父母还是想办法把他送进了老家生产大队办的初中。碰巧赶上学制改革，入学和毕业时间由夏季改成了冬季，读了一年半初中后，他勉强拿到了毕业证。
“当时的初中教育，拿数学做例子，我进去的时候，教的是分数，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课程。从初中离开的时候，刚刚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教育水平，李秋零形容“普遍较低”。
虽然自觉“数学挺有天分”，但再次离开学校的他正式成为了农村的一名劳动力。很快，他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田间挣工分”的日子。
“家庭出身不好”是身上抹不去的印记。李秋零虽然体格强健，18岁就成了生产队最棒的劳力，但是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任何机会都与自己无关，“一切出路都被封死了”。
如果不是1977年的那则通知，他觉得，自己可能接下来一辈子都要在心里深埋着对继续上学的渴望，重复着连年耕种的生活。
“一通知恢复高考我就去报名了。仓促上阵，基本上没有真正地去准备，也没时间。”那年高考，李秋零报了文科，一共考4门，政治、史地、数学和语文。报考文科是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一年半的初中，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理化知识。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人同时走进考场。
考试要到离家10公里外的县城参加，但县城的旅馆最差也要3到5块钱，那已经相当于李秋零在农村劳动一个月的工分值。犹豫后，他还是选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时走去县城，午饭吃自己带的凉窝头，渴了就到附近的居民家讨口水喝。
没有老师可以请教，考前纯靠自学啃教材，没什么准备和基础，但他仍幸运地进入了初选，村里当年有100多人参加考试，只有3个人进入初选，他是其中之一。
意外的是，他最终没有被录取。按照程序，初选之后会进行政审和体检，可李秋零一直没有等来进一步的消息。他曾怀疑过是不是政审出了问题，仍抱着希望等到1978年3月份，终于才彻底放弃。

李秋零在哲学院给毕业生致辞。 新三届 图
重考
来不及失望，李秋零接着投入了1978年高考的准备中。此时，1978年高考的招生简章已经出台。
“1977年高考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是增强了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成功的。”有了第一年的考试经验，第二年复习的时候就顺手了很多。那时候已经有人针对考试大纲编写了复习材料，他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一套照着准备。
晚上不出工的时候，他就在7、8点钟开始复习，并保证每天至少有3、4个小时时间用来读书。他针对不同科目的特点，给自己制定了完整的复习计划。“数学不是短时间能够突击的，必须持之以恒。政治背得早没有用，主要靠临考前突击。”
与1977年高考不同，1978年的高考科目变成了6门。历史、地理拆分，同时增加了外语考试，外语分数用以参考。
大跃进时期，国家曾提出普及初中甚至高中教育的目标，随后出现了“村村办小学，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的情况。
高考前，李秋零就到了当地公社高中办的补习班，利用自己凑出的假期脱产学习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那段时间脱产，也是因为平时我的出勤率比较高。规定每月出勤26天，我前面出勤率能到28甚至30天。”
谈及1978年改变一生的那场考试，李秋零连说“印象太深了”。
“一间教室40、50个人，坐得密密麻麻的。别说空调，连头顶吊扇都没有。4、5个监考老师不停在教室过道里走来走去，监考极严。考试过程中流了不少汗，幸亏农村劳动有在肩头搭毛巾的习惯，多亏了这个毛巾。”对近40年前的事情，他几乎记得清楚每个细节。
印象最清楚的其中一门是数学考试。“毕竟是靠自学学过来的，虽然知识点都理解了，但是运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最后被一道几何证明题卡住了。这种证明题就是找一个突破口，比如怎么画辅助线。我实在想不出来，后来觉得不该在这浪费时间，所以就提前交卷了。就在走出考场一刹，脑子灵光一现！但是已经晚了。”那道大题足足20分，满分100分的卷子，他拿了不到70分，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
另一门是英语考试，分数只做参考，不算必考科目。没有实际学过一天英语，他抱着“报名费都交了，去看一看英语考试是怎么回事”的心态走进了考场。“进去了发现有选择题，虽然题干看不懂，但是可以随便选答案，2分钟就选完了。”凭着对选择题的“瞎选”，李秋零最后高考英语得了8分。
剩下好几门都考了90多分，尤其历史，都是他有着多年知识积累的擅长科目。满分600分，他最后得了397.5分。在当年“200分就能上中专、300分就能上大学”的情形下，这个分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
实际上，走出考场的一刻，李秋零已经预感自己的成绩相当不错。虽然没想过能上重点大学，但对于他而言，能上大学就已经意味着成功了。“身份发生变化，不再是农民了。大学包分配，不管是什么学校，一旦录取，毕业就有个工作了。 ”
可前一年落榜的情形还让他有着隐隐的担忧。尽管分数出来后，曾经有人对他说足够去北京上学了，他依然担心会在“家庭出身”上被限制。
到了填志愿的那天，尽管已知的圈子里根本没有人分数超过他，但李秋零在报名表上从高到低，连最低一级的中专，即县办的师范班都填了进去，还在下面郑重写上“服从分配”，生怕再次落榜。“实际上我就是摆明态度，让我上学就行。”
赴京
大学录取书如期而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那时候通知书先发到公社的高招办，再由公社发出一封信给收件人，由其本人到公社去领取。
“一般我们那是邮递员把所有的信、报纸都送到会计的家里，由会计通知各家。但因为我这个信是叫我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觉得是件大事，直接打听我家在哪。到我家才知道我正在田里干活，他又问清楚我在哪块地干活，直接找过来亲自拿给我。”
收到了这封信，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被哪所大学录取，李秋零心中的石头仍总算落了地。当生产队其他人投来好奇与诧异的目光时，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兴奋继续干农活，因为“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被人大哲学系录取，多多少少也是个巧合。在此之前，李秋零几乎没有哲学基础，只在高考前复习政治科目时背过几句。他的前两个志愿是新闻系和历史系。
“当时来河南招生的人大老师是哲学系的。据他后来跟我们说，他把两个年龄最小、分数比较高的，划到了哲学系。”就这样，他和后来担任人大哲学院院长、同为河南老乡的姚新中，被一同录取。
去北京上学前，李秋零没有过远游，南阳已经是他眼中的大城市了。“别说是第一次坐火车，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火车。”
1978年秋天，没有家长亲戚送，李秋零自己把衣服被褥打了个背包，再加个挎包，就出发了。他先从家里走到县城，然后在县城坐上汽车到驻马店，并在驻马店搭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用一天半时间把他带到北京，一张车票20块钱。
到了人大，对这个21岁，连普通话都基本不会说的河南农村小伙而言，生活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断地接受新东西。满眼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都想怎么去适应。一个没出过门的人一下子来到大都市，从过去的农村生产队的生活到了人大这样的生活，基本上全是都得学习怎么做。”
父母从小教诲他，到陌生的地方做事要慢半拍，“看别人怎么做”，但他难免有些时候还是闹出了笑话。
北京的老乡知道他到北京了，给他来信，让他回电话约时间见面。“当时学校有公用电话。但是我不知道电话怎么打，只好拉着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带着我去。毕竟第一次不会，总不能站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别人怎么打吧。”
还有一次，班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李秋零以前只看过老家的露天电影。“同学们照顾我，把最好的2号位置让给我。我进去之后找到了1号，就让1号边上给我让位置。人家看了我手中的票说我在另一边。我才知道是单双号分开排列的，1、3在这边，2、4在另一边。”
虽然都不算大事，适应起来还是需要过程。但李秋零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土包子”而受到自尊伤害。他觉得，这得益于同学间年龄差距比较大，年纪大的同学有不少人都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年纪小的同学们比较照顾。
治学
“我们家庭一直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只有我考了大学，3个哥哥觉得过了年纪也成家立业了，就没有参加高考。”到了人大，李秋零发现比自己大10多岁的同学也有不少。他后来感慨，如果当年几个哥哥也硬着头皮考试的话，命运就会像他一样改变了。
他的学术生涯也从人大哲学系开始。从河南到北京上学，从北京到德国读研，他笑称自己完成了“三级跳”。
进入哲学系学习初始，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班里同学中有不少已经对马列原著已经有相当的学习积累。靠着一直比较强的自学能力，李秋零在大二的时候迎头赶了上来。
1978年，“文革”期间停办8年之久的人大正式复校。
比起很多高校，那时候的人大教学条件仍十分恶劣，校园里可供学习的空间非常有限。但好不容易继续回到课堂的学生们不肯放过任何用来读书的机会和时间。
“周末只有一天假，教室都锁上不让大家进，学校鼓励同学少读书、多活动，结果大家翻窗户进去上自习。”李秋零回忆道。他自己则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到外面去读外语。他记得，还有走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到校，车把上都挂着外语单词卡片。
复校后的人大哲学系大家云集。其中，著名教育家、翻译家、西方哲学史家苗力田先生唯一一次给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让不少学生至今记忆犹新。
李秋零同样对苗力田先生的授课印象深刻。“某种意义上对我后来选择西方哲学专业，有比较大的影响。”
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特殊兴趣，基本到大四已经定型。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天赋，但自认勤奋的李秋零快毕业时已经名列前茅，并考上了研究生。同班53个人，最后有10多个人上了研究生。
报考研究生时，其中有赴德国读书的选项，李秋零在报名表上“打了个勾”，没想到又被录取了。
1982年，在上海培训了3个月德语后，李秋零飞赴德国法兰克福。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下子从北京又到了德国法兰克福这样的大都市。”李秋零回忆，除了生活上要再次适应以外，语言也是问题。
“我在人大学的基本上是哑巴德语，自己觉得学得比较好，后来再经过上海和德国的口语培训，所以比较自信，觉得自己没问题。结果一进德国大学课堂马上傻了，大学课堂跟日常语言完全不一样。”第一堂课上，老师讲的内容涉及什么主题，李秋零听懂了，但是具体怎么讲的，老师的观点是什么，他却完全没听懂。
这之后，他自己买了袖珍录音机，上课的时候就录音，下课后回去一遍遍地听。由于德国纯授课模式较少，课上大多都是讨论，李秋零直到第二个学期才渐渐克服语言障碍融入课堂，并在德国同学面前独自完成了课堂展示。“内容就是我后来喜欢上的康德，由于自己准备充分，那次展示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在德国两年读书期间，李秋零后来回忆，他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有关康德的课程，并用德文通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
对他而言，德国生活经验影响至今的就是批判性思维。“如果说后来在学界崭露头角有一些优势的话，除了德语、拉丁语的语言优势，学会从多种角度去切入问题也是重要的一点。”
新一代
回国后，李秋零继续跟随导师苗力田先生学习。上世纪80年代，苗力田组织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李秋零有拉丁文基础，也参与了一部分。
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完成，苗力田希望李秋零继续翻译《康德著作全集》。3年后，苗力田先生逝世，他独自扛下了《康德著作全集》的组织翻译工作。
从那之后，为完成苗力田先生遗志，他花费10年潜心翻译。2010年，共九卷340万字的《康德著作全集》终于面世。
“翻译工作并不讨喜，不算学术成果，但老师坚持多年坐冷板凳，一直在做。他觉得自己的喜好和使命就在这里。”学生于竞游评价李秋零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坚守什么”的人。
“今天已经取得了学术成就的老师工作依旧特别刻苦。年轻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但现在还能坚持每天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从不间断。”于竞游曾听李秋零谈起过自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历史，更多时候，李对学生谈起这些，没有太多抱怨。
女儿出生后，李秋零这些年渐渐感觉到了时代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差异。
“我们这代人是先天不足，没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李秋零说，女儿这代人从开始就接触正规的系统的完整的教育，所以基础打得好，可是少有人能经受诱惑，长期忍受艰苦甚至享受寂寞枯燥的治学生活。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哲学对女儿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高考的时候，似乎很自然地，女儿也报了哲学系。
回忆起自己的高考，李秋零的女儿说，中学时代一直学得非常轻松，从来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虽然自认并不算刻苦，还是“自然而然地”考进了重点大学。
有时候酒喝得多了，李秋零还是会跟女儿讲起自己1978年以前一直看不到指望的生活。
他跟女儿说，“当年做农民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离开农村。直到高考来了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会不来，我就不会去做梦，机会来了，我就要抓住。”

2017年6月，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推出记录中国报道计划，今年的主题是“高考恢复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