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保姆纵火案：家庭还是我们最后的安全空间吗？ (Read 136 times)

最近几天，最让人揪心的新闻大概是杭州发生的保姆纵火案。6月22日，杭州的高档小区蓝色钱江发生火灾，导致起火住宅内女主人及3名儿童死亡。

随着事件发酵，不断有更新的细节曝光，该户保姆莫焕晶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人们震惊于一个人得多么冷漠，对别人的痛苦多么无动于衷，才能纵火烧死别人。与此同时，事发小区的业主们也开始自动组织起来，对小区的物业管理及消防应对提出诸多质疑与维权要求。


?火灾事发现场为杭州高档小区蓝色钱江

人们忽然发现，辛苦打拼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保障家人的基本生命安全。面对他人的恶意，生命仍然脆弱。尤其，如果这个恶意来自家中的保姆，更是防不胜防。保姆，一直是个处境微妙的职业，他们往往介于“家庭成员”与“雇佣关系”之间，这样的模糊处境也使得一般家庭中的保姆常常与雇主之间建立经济关系之外的亲近情感。但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保姆又无法实际上成为与亲人同等重要的家庭成员。种种纠葛之中，矛盾与纠纷也层出不穷。

面对家庭中引入的雇佣经济关系，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是让家庭的归家庭，经济的归经济。界线划清，才能放下不必要的期待与捆绑，也为约束人性之恶提供必要的空间。

演变中的家庭与保姆


 
撰文｜高佩

情感构筑的家庭
本应是“日常安全的最后空间”

每个人内心都有各自极为恐惧的触发点，而越是震荡人们日常安全感的事件，越容易戳中这个点。比如，6月22日发生于杭州的保姆纵火事件。

到6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莫某某涉嫌放火罪和盗窃罪两项罪名向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事件发生以来，舆论重点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次火灾的灾难性后果是否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需要反思物业管理的责任；另一个是保姆造成的人祸是有“因”可循的，这是否能为后人提供借鉴和警示。

其实，这起案件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大关注，造成的伤亡和悲剧性本身是个原因。但除此之外，发展到如今，保姆或物业恶劣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还因为它发生在这个社会赋予了太多价值的场所——家。它不止是一个装着人的空间，还装着现代人对它的期许：私密而自由，安全而幸福，情义与归宿，等等。



Mary Cassatt(1844-1926)，Nurse Reading to a Little Girl，作于1895

人们赋予家的这些价值或意义，让它与工作场所、娱乐场所以及其他社会交往的场所区别开来。它作为相对封闭的“空间”，成为血脉关联、亲情关联的屏障，从而将那些相对不安全的、陌生的人和事阻挡在外面——它成了人们用情感构建出来的“日常安全的最后空间”。

保姆进入了这个封闭空间，她（男保姆偏少）也就被直接引入到亲情关联之中，并且从事着原本属于因情义而发的活动：儿女照顾老人，父母照顾新生儿、儿童，甚至是对自己的照顾，等等。



《京城保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社会网络研究》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3年4月
通过对诸多具体案例的研究，考察了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引发了不同的行动策略。
 

但是，正因为“家”被理解成“日常安全最后空间”，社会对于“好保姆”理解其实相当模糊。雇主对于保姆的“角色期待”常常介于“亲情关系”与“雇佣关系”之间。而保姆对于自身的角色认知也是介于可以代主人管教其他人的“家庭成员”与可以通过勤奋劳动获取报酬的“服务人员”之间。中国人这里，情义往往是无价的。当保姆被评为“好保姆”的时候，可能不止是指她工作尽职尽责，而是在很多时候她的作为被看成是含有亲人情义的举动。

所以针对这次事件，便有很多人从对保姆的情义要求出发，将莫某某的行为理解为一个“农夫与蛇”的现代版本，而将雇主未查清保姆身份的做法理解成“引狼入室”。雇主对其善良以待其实是从“情义无价”出发来理解保姆的，所以他们在支付工资的时候完全不用去想价格是否给高了的问题。

舆论对于保姆一边倒地指责其实也是从“辜负情义”、“忘恩负义”上来说的，反倒是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真正令人可能会感到震惊的事实，“家”——“情感构建的日常安全最后空间”，这个价值预设已然摇摇欲坠。
 
经济模式引入家庭
保姆实际上不只是“家政”帮手
 

很可惜，这次的保姆纵火案在社会上并不是个案，而是大大小小“恶保姆”事件——虐待婴儿、虐待老人、偷窃甚至下毒等——中的一宗。

它反映的其实是经济模式引入家庭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如何找“好保姆”的问题，暗示了是每个家庭的普遍存有的恐惧心理——霍布斯所谓“安全”的对立面。至此，安全，不再通过情感维系，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它是家庭经营妥当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这里显然既有“家庭”观念的转变，也有保姆这个身份的演变，而深藏于其后的是对于人自身看法的演变，那么保姆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之前的形态同现在是一样的吗？

在中国，保姆又称为“保母”（台湾现在仍然保留这样的写法），字面看来就是“代替母亲照顾孩子”，《礼记·内则》把那些与小孩同住一室，（除生母外）照料他的妇人称为“保母”。



《跨国灰姑娘》
作者: 蓝佩嘉
副标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2月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与此同时，“新富家庭”也身陷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之中。

国外对于这个身份的说法就更加多了。它不止是“照顾孩子”（nanny，childminder，child care provider）那么简单，甚至有时候还需要教育和训练小孩（goveness），让他们养成良好的教养和生活习惯，总体说来它是指协助主人家政的人（mother’s help），并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涵义：在家的服务业（domestic worker）。

回想一下《唐顿庄园》中的女仆制度，《红楼梦》里的那几个丫鬟，就会发现，贵族家庭中的保姆在家中其实享有较高的地位。她要做的事情不同于其他下级的仆人——厨娘，马夫，女佣等。她与家人会建立深厚的感情，不仅是因为她其实是母亲的“替代品”，还因为会投入和耗费长期的时间与情感。待得足够久以至于不止侍奉一代小主人。相应地，贵族家庭中的保姆相比于其他仆役来说，会收获更多的尊重。

这样的家庭结构复杂、庞大而又分等级的。这个空间里的各种关系如要顺利运行，依赖于家政活动。《周易》中说道，“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政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正家”。“家道之正”不限于经济活动，还有礼俗运于其中，“家道”往大了说，与治理国家是平行而近似的。



Jean-Baptiste-Simeon Chardin（1966-1779），LaGouvernante，作于1739

但是，原本在家政当中可能由多人承担的家业（照顾、教育、训练），现在都浓缩在“保姆”这个单一的词汇中。这个词背后的历史多义性，恰恰也就说明它所指的人是集多种“业”于一身，不止如此，它还把原本低层的佣人才会做的活动纳入其中：洗衣、做饭、打扫房屋、接送孩子，甚至做某些医疗救治。

保姆身上的技能要求更多了，但“保姆荒”的“氛围”却使得进入“保姆市场”的门槛降低为“会做家务事”。

人性需要约束
 保姆市场要跟上家庭变迁的脚步

6月22日事发后，新闻中的保姆是一个什么形象？“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穿一双粉色拖鞋，碎花睡衣短裤，头发披散在肩上”。而在对于受害家庭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只有两代人共处的小结构家庭。

小结构家庭中的一个特点是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显得突出而显眼，一个家庭被称为“幸福之家”不仅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更需要相亲相爱的和谐性，它成为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小结构家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由于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参与到社会时间的节律之中，那么，属于“私人”的那部分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大部分家庭若没有其他亲朋的帮助，在现代社会要养育孩子（不得不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安全的空间进行）同时兼顾工作是很难的。这个时候，便让原本出于“情义”的“无私”抚养，让原本可以由大家庭结构的家政承担的“业”，化为了一种可以在市场中买卖的商品，并且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家政服务行业。




《城市里的陌生人》

副标题: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作者: 张鹂
译者: 袁长庚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
其中《犯罪与秩序》一章中谈及，社会秩序的变动往往容易引发犯罪行为相应的变化。

经济学家们（比如，Zelizer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中）会认为，亲密关系转化成商品之后，便需要以经济系统的方法来引导它。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人们很难将家庭视为一个经济活动的场所，这里竟然会有交易、谈判、生产、消费和收益。人们于情感上也很难适应将家庭的成员视为家庭经营的“合伙人”，将“母慈子孝”视为经营得当的回报和经济效益，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看来，经济活动通常都要求情感中立，家庭中充满了情义。普通家庭很难用“经济价值”来重估家中的一切，即便在事实的层面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生产-消费的链条之中。

保姆市场的产生本身就暗示了家庭已然卷入进经济活动场所的“事实”。一方面，来自现今的保姆市场仍然是自由的，缺乏调控和监督，便会出现“低能力”匹配“高薪酬”的情况，或者是像莫某某这种未经基本职业技能考核就进入市场买卖的投机情况。嫌疑人莫某某是一个来自广东却在杭州工作的“住家保姆”，她能在这样的家庭工作全凭劳动市场自由的优势。

市场自由让从事保姆活动的人可以来自异地，来自乡村，年龄范围可以从20岁上下到60岁左右。这一自由度也让给予保姆收获认可的空间可以任意伸缩：全凭雇主的意愿。因此雇主所支付的“薪酬”在“情义”家庭观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不会去设定上限。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保姆的收入可以高过看似社会地位较高的城市白领、大学教授。



《亲密关系的购买》
作者: 薇薇安娜·A.泽利泽
译者: 姚伟 / 刘永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
安全，不再通过情感维系，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它是家庭经营妥当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亲密关系转化成商品之后，便需要以经济系统的方法来引导它。

但是“恶保姆”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现代人性的认知不足。人性其实并非本就“善良”或本就“邪恶”。人性是需要引导和不断修炼的。

当保姆市场中只以“获得利益”为目的，雇主却以“良心”和“情义”作要求的时候，就给保姆的人性可能向恶的一面留下了空间。因情义和良心本身在经济活动中是风险成本，这个模式要求自己在日常交往中付出和投入相当大的情义。然而事实往往是，雇主自身也无法对保姆做到持续而持久地感情投入，一般都以“提高工资”来取代。

要想避免“恶保姆”的产生，就要了解，家庭结构和劳动市场演变至今，保姆进入家庭后具有的是“经济活动主体身份”，相应地，面对她的家庭成员也需要转变成经济活动主体的身份。保姆现已是家政服务行业中的“职人”，通过提供配套的培训（接受家政教育课程），积累适应市场需求的实践操作经验的机会，以及认证资格等方式，会逐步地改变保姆的社会形象，譬如现在的“月嫂”，其实就是会科学育儿的“新生儿护理专家”，而不是一个干着细碎家务事的阿姨。“好保姆”的标准不再来自于模糊的“情义”，而是来自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评价。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高佩；编辑：张婷。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