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长安剑：暴走团违规行为当谴责，但不能将整个老年群体污名化 (Read 195 times)
暴走团虽然有违规行为，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将整个老年群体污名化。
最近，“暴走团”三个字彻底火了。
这里的暴走团，不是由80后90后组成的“半自助式旅行团”，而是一种特指：特指由中老年人组成的“行军拉练队”。在新闻报道中，他们与机动车抢道，并酿成了一死两伤的悲剧，却“不知悔改”地换上马甲再上路——甚至组团骑行机动车道，不惜闯红灯。
一时间，暴走团恶评如潮，成为网民眼中与“广场舞”并行的中老年扰民之举。“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逻辑再次风行，暴走团成为众矢之的。
今天，长安君想聊聊暴走团。拿什么来解决“坏人变老”的困境？长安君有三句话想说——
第一句
“每个人都会变老”，在公共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谴责某些行为，但不必苛责老人整体的健康需求。
把暴走团送上风口浪尖的，是7月8日一则山东临沂的新闻：
当日凌晨5时22分许，一辆出租车冲向一支正在公路上大步流星的暴走团，造成了一死两伤的后果。事发后，舆论场把矛头集中指向了暴走团的参与者，“咎由自取”、“撞死白撞”、“坏人变老”……的声音不绝于耳。
前有“广场舞拒绝为高考让路”，中有“大爷强迫女生让座被拒后动手”，后有“暴走团抢占机动车道”，这些新闻事件中，老人——更准确的说是大爷大妈们，成为绝对的主角。矛盾本就蓄势待发，加上团长那句“舆论对老人不够宽容”的回应，更属火上浇油。难怪舆论场会反弹激烈，“为老不尊”成了暴走团的一个固定负面标签，“中老年敢死队”成为网民集体宣泄不满的一种戏称。
山东临沂出租车撞上了暴走团，由此引发舆论争议。
但，“坏人变老”真的成立吗？长安君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任何群体中，都有不守规则的“唯我独尊”者。不可否认，中老年群体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规则意识相比年轻人，相对更为淡漠。但是，我们在开口谴责之前，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某地、某几个“暴走团”的违规行为，放大成全体老年人的不守秩序，进而将整个老年群体污名化，不断的制造冲突和对立；更不能忽视一个时代困境：当今老年人无处安放的健身需求。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无论暴走团还是广场舞，有一个共同点：都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尽可能多的运动参与者。
这背后的困境，不容忽视：有统计显示，早在2007年就有82.2%的城市老年人有散步的习惯，68.5%的老年坚持散步锻炼。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截至2013年，由于人均城市健身步道远低于1平方米，在“公共体育馆”健身的人数比例仅为15.2%，而在“单位或小区的体育场所”和在“公路边、街道边和广场、场院、住宅小区”健身的人数比例，合计高达45.8%。
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尽可能多的运动参与者，是“暴走团”与“广场舞”在当下风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老年人中，不会有太多人，有财力承担昂贵的健身房、游泳池、球类运动等的费用。但他们闲暇时间多，健康需求旺盛，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撞之下，广场舞、暴走团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
这也成为他们与年轻人的“冲突之源”。一旦有冲突，舆论场上，老人的声音本就弱势，身份标签又容易被无限放大，加上确有一些害群之马，所以“坏人变老”的逻辑才能不胫而走。
长安君认为，不必苛责作为一个整体的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毕竟，“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也都期待有不容剥夺的健身的权利。与其在“坏人变老”上做文章，不如在科学规划、壮大公共体育空间上下功夫。毕竟，单纯地用敲击键盘来指责某个群体，不费吹灰之力；但公共空间的优化和扩大，则需要凝聚共识、久久为功。
第二句
“人多就有理”的年代已经过去，部分老年人亟须树立规则意识，因为不守法律的人，最终会被法律所惩罚。
一方面是庞大群体的健身权利，一方面是不容践踏的公共秩序。
尽管老年人有健身的权利，但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法治社会下，各方利益都需要得到尊重。部分暴走团引人诟病，不错在暴走，错在缺乏规则意识。在法治社会中，不是“人多、抱团”就一定能以声势取胜，“有理不在声高”，法律才是一切的标尺。所以，藐视法律的，法律也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江苏徐州暴走团，每晚万人暴走7公里。
山东临沂暴走团，就用生命付出了“漠视规则”的代价。
事发后，当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进行了通报。临沂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暴走锻炼，是显而易见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而肇事出租者司机，依据现行法律，也要承担交通肇事的责任。只要依法做好双方的责任划分，就事论事而言，此事不难解决。
但车祸之后，一些暴走团没有吸取教训：有媒体报道，仍然有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暴走，而且集体穿反光背心、甚至有“叉车护航”的传言。
这不禁让很多人想起，年初尽管“动物园逃票命丧虎口”之事，一再上演，却难以阻止一些不顾规则者“作死”的心。这说明，一方面，漠视规则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另一方面，老年人因为特殊的历史经历，的确更容易有“天大地大没有我的事大”、“人多抱团法律就拿我没办法”的想法。
时代发展至今，每个公民都该有这样的自觉：公共体育空间的缺乏，也不能成为暴走团“违反规则”的挡箭牌。违反规则就要承担责任，理解公民的健身需求，更不等于对违规行为的纵容。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法律是刚性的，规则必须得到遵守，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藐视法律就必然会受到惩戒。
人多势众不可能成为免罪牌，“法不责众”的窘境终究会被破解。
第三句
暴走团所暴露的深层问题，需要更精细的社会治理加以解决。无论是社会治理者、第三方还是自治组织，都可以“各显神通”，让各方利益各美其美、和谐共处。
在健身与规则之外，暴走团给全社会留下的思考空间，远不止于此：
比如，长安君观察发现，无论广场舞还是暴走团，一旦与其他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往往会上演这样的演变轨迹：老人扰民－私力报复－舆论叫好。从“广场舞抢地盘引发两代人约架”、“居民凑26万买高音炮还击广场舞大妈”，到“七旬老太难忍广场舞噪音喷粪”……这样的新闻屡屡曝光，而跟帖多是支持叫好之声。
比如，暴走团的盛行地，多为二三线城市，不仅老年人为主，而且有的组织者目的并不单纯。满足健身需求是一方面，有的组织者还借机贩卖保健品，或者借组织暴走“敛财”。
比如，明明公共锻炼空间不足，但一些学校的操场入夜后却闲置。一些大爷大妈们只有“望洋兴叹”，不得不继续违规扰民。
这些问题，都呼唤更精细的社会治理。社会发展至今，各方利益如何协调、共处、乃至“分享”？呼唤着社会治理者的智慧和担当，时代已然提出了问题，治理者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经交警协调，青岛一暴走团正式进入学校操场锻炼。
为什么种种私力救济容易赢得喝彩？因为广场舞的扰民、暴走团的违规，已然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休息权、出行权，其他利益群体对此“怨毒”已深，却一直缺乏高效率、强有力的公力救济渠道。于是，私力救济尽管经常“反应过激”，却被舆论视作“痛快”、“解恨”。那么，可否考虑在双方利益冲突时，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居中调解功能？能否让社区、业主乃至第三方参与进来，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规则并遵守，而不是“用一种违规来对抗另一种违规”？
为什么暴走团这种组织方式，容易引发老年人的信任乃至“狂热”？除了高质量陪伴的缺乏，还有正规健身场所、健身知识乃至社交渠道的不畅，那么，社会治理者对暴走团就不宜“一禁了之”，是否考虑对它们制定统一的准入门槛，用“备案”来纳入监管？同时，是否要通过基层组织，加强全民健身空间、设施和知识的投放，引导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多渠道、全方位、合法合理地释放？
此外，对老年人的健身需求，治理者可否考虑与公园、体育馆、学校等地加强协调？在它们空置的时段内，允许老年人进入锻炼，在这一领域时髦一下，引入“动态共享机制”。
在海南万宁，老年人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
时代车轮，浩浩汤汤，时不我待。
暴走团现象，只是时代某个困境的缩影，这一热点终会过去。但法治精神则能凝聚人心。在此基础上，无论社会治理者、第三方还是自治组织，都可以“各显神通”。这一互动进程，也是法治社会下公民意识的养成过程。在官－民互动、民－民互动中，各自的权利都得以安放，社会才会各美其美、不断进步。
法治时代，规则才是最强的保护，人性＋科技才是最优的治理。
（原题为《暴走团遭遇车祸惨剧，为什么舆论炮火却要聚焦这些老人？》）
这里的暴走团，不是由80后90后组成的“半自助式旅行团”，而是一种特指：特指由中老年人组成的“行军拉练队”。在新闻报道中，他们与机动车抢道，并酿成了一死两伤的悲剧，却“不知悔改”地换上马甲再上路——甚至组团骑行机动车道，不惜闯红灯。
一时间，暴走团恶评如潮，成为网民眼中与“广场舞”并行的中老年扰民之举。“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逻辑再次风行，暴走团成为众矢之的。
今天，长安君想聊聊暴走团。拿什么来解决“坏人变老”的困境？长安君有三句话想说——
第一句
“每个人都会变老”，在公共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谴责某些行为，但不必苛责老人整体的健康需求。
把暴走团送上风口浪尖的，是7月8日一则山东临沂的新闻：
当日凌晨5时22分许，一辆出租车冲向一支正在公路上大步流星的暴走团，造成了一死两伤的后果。事发后，舆论场把矛头集中指向了暴走团的参与者，“咎由自取”、“撞死白撞”、“坏人变老”……的声音不绝于耳。
前有“广场舞拒绝为高考让路”，中有“大爷强迫女生让座被拒后动手”，后有“暴走团抢占机动车道”，这些新闻事件中，老人——更准确的说是大爷大妈们，成为绝对的主角。矛盾本就蓄势待发，加上团长那句“舆论对老人不够宽容”的回应，更属火上浇油。难怪舆论场会反弹激烈，“为老不尊”成了暴走团的一个固定负面标签，“中老年敢死队”成为网民集体宣泄不满的一种戏称。
山东临沂出租车撞上了暴走团，由此引发舆论争议。
但，“坏人变老”真的成立吗？长安君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任何群体中，都有不守规则的“唯我独尊”者。不可否认，中老年群体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规则意识相比年轻人，相对更为淡漠。但是，我们在开口谴责之前，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某地、某几个“暴走团”的违规行为，放大成全体老年人的不守秩序，进而将整个老年群体污名化，不断的制造冲突和对立；更不能忽视一个时代困境：当今老年人无处安放的健身需求。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无论暴走团还是广场舞，有一个共同点：都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尽可能多的运动参与者。
这背后的困境，不容忽视：有统计显示，早在2007年就有82.2%的城市老年人有散步的习惯，68.5%的老年坚持散步锻炼。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截至2013年，由于人均城市健身步道远低于1平方米，在“公共体育馆”健身的人数比例仅为15.2%，而在“单位或小区的体育场所”和在“公路边、街道边和广场、场院、住宅小区”健身的人数比例，合计高达45.8%。
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尽可能多的运动参与者，是“暴走团”与“广场舞”在当下风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老年人中，不会有太多人，有财力承担昂贵的健身房、游泳池、球类运动等的费用。但他们闲暇时间多，健康需求旺盛，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撞之下，广场舞、暴走团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
这也成为他们与年轻人的“冲突之源”。一旦有冲突，舆论场上，老人的声音本就弱势，身份标签又容易被无限放大，加上确有一些害群之马，所以“坏人变老”的逻辑才能不胫而走。
长安君认为，不必苛责作为一个整体的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毕竟，“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也都期待有不容剥夺的健身的权利。与其在“坏人变老”上做文章，不如在科学规划、壮大公共体育空间上下功夫。毕竟，单纯地用敲击键盘来指责某个群体，不费吹灰之力；但公共空间的优化和扩大，则需要凝聚共识、久久为功。
第二句
“人多就有理”的年代已经过去，部分老年人亟须树立规则意识，因为不守法律的人，最终会被法律所惩罚。
一方面是庞大群体的健身权利，一方面是不容践踏的公共秩序。
尽管老年人有健身的权利，但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法治社会下，各方利益都需要得到尊重。部分暴走团引人诟病，不错在暴走，错在缺乏规则意识。在法治社会中，不是“人多、抱团”就一定能以声势取胜，“有理不在声高”，法律才是一切的标尺。所以，藐视法律的，法律也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江苏徐州暴走团，每晚万人暴走7公里。
山东临沂暴走团，就用生命付出了“漠视规则”的代价。
事发后，当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进行了通报。临沂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暴走锻炼，是显而易见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而肇事出租者司机，依据现行法律，也要承担交通肇事的责任。只要依法做好双方的责任划分，就事论事而言，此事不难解决。
但车祸之后，一些暴走团没有吸取教训：有媒体报道，仍然有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暴走，而且集体穿反光背心、甚至有“叉车护航”的传言。
这不禁让很多人想起，年初尽管“动物园逃票命丧虎口”之事，一再上演，却难以阻止一些不顾规则者“作死”的心。这说明，一方面，漠视规则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另一方面，老年人因为特殊的历史经历，的确更容易有“天大地大没有我的事大”、“人多抱团法律就拿我没办法”的想法。
时代发展至今，每个公民都该有这样的自觉：公共体育空间的缺乏，也不能成为暴走团“违反规则”的挡箭牌。违反规则就要承担责任，理解公民的健身需求，更不等于对违规行为的纵容。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法律是刚性的，规则必须得到遵守，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藐视法律就必然会受到惩戒。
人多势众不可能成为免罪牌，“法不责众”的窘境终究会被破解。
第三句
暴走团所暴露的深层问题，需要更精细的社会治理加以解决。无论是社会治理者、第三方还是自治组织，都可以“各显神通”，让各方利益各美其美、和谐共处。
在健身与规则之外，暴走团给全社会留下的思考空间，远不止于此：
比如，长安君观察发现，无论广场舞还是暴走团，一旦与其他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往往会上演这样的演变轨迹：老人扰民－私力报复－舆论叫好。从“广场舞抢地盘引发两代人约架”、“居民凑26万买高音炮还击广场舞大妈”，到“七旬老太难忍广场舞噪音喷粪”……这样的新闻屡屡曝光，而跟帖多是支持叫好之声。
比如，暴走团的盛行地，多为二三线城市，不仅老年人为主，而且有的组织者目的并不单纯。满足健身需求是一方面，有的组织者还借机贩卖保健品，或者借组织暴走“敛财”。
比如，明明公共锻炼空间不足，但一些学校的操场入夜后却闲置。一些大爷大妈们只有“望洋兴叹”，不得不继续违规扰民。
这些问题，都呼唤更精细的社会治理。社会发展至今，各方利益如何协调、共处、乃至“分享”？呼唤着社会治理者的智慧和担当，时代已然提出了问题，治理者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经交警协调，青岛一暴走团正式进入学校操场锻炼。
为什么种种私力救济容易赢得喝彩？因为广场舞的扰民、暴走团的违规，已然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休息权、出行权，其他利益群体对此“怨毒”已深，却一直缺乏高效率、强有力的公力救济渠道。于是，私力救济尽管经常“反应过激”，却被舆论视作“痛快”、“解恨”。那么，可否考虑在双方利益冲突时，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居中调解功能？能否让社区、业主乃至第三方参与进来，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规则并遵守，而不是“用一种违规来对抗另一种违规”？
为什么暴走团这种组织方式，容易引发老年人的信任乃至“狂热”？除了高质量陪伴的缺乏，还有正规健身场所、健身知识乃至社交渠道的不畅，那么，社会治理者对暴走团就不宜“一禁了之”，是否考虑对它们制定统一的准入门槛，用“备案”来纳入监管？同时，是否要通过基层组织，加强全民健身空间、设施和知识的投放，引导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多渠道、全方位、合法合理地释放？
此外，对老年人的健身需求，治理者可否考虑与公园、体育馆、学校等地加强协调？在它们空置的时段内，允许老年人进入锻炼，在这一领域时髦一下，引入“动态共享机制”。
在海南万宁，老年人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
时代车轮，浩浩汤汤，时不我待。
暴走团现象，只是时代某个困境的缩影，这一热点终会过去。但法治精神则能凝聚人心。在此基础上，无论社会治理者、第三方还是自治组织，都可以“各显神通”。这一互动进程，也是法治社会下公民意识的养成过程。在官－民互动、民－民互动中，各自的权利都得以安放，社会才会各美其美、不断进步。
法治时代，规则才是最强的保护，人性＋科技才是最优的治理。
（原题为《暴走团遭遇车祸惨剧，为什么舆论炮火却要聚焦这些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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