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中国家庭负债有多重？“灰犀牛”风险隐现 (Read 133 times)
赞同楼上的，不敢生病，不敢进医院，不敢创业，有一个出现，就完了。
民众不敢生病，不敢创业，一旦出现变动，家庭资金链就断了
是啊，中国家庭的负债挺重的，像我们农场，借钱盖房是常事。
负债最大是住房，万一生病，基本玩完。
现在城市中，尤其一二线城市中被迫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中产阶级青年人，很可能是中国家庭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未来这部分人发生家庭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灰犀牛又是什么鬼，专业用语？
房价惹的祸，太多钱进入房市，压榨一辈子的财富，套牢不能动，哎
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虽大，但由于有大量民间借贷，只看银行贷款可能低估家庭债务压力。要警惕居民债务上升对消费升级、金融安全及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及金融整体去杠杆，长期以来未被高度关注的中国家庭债务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和争议焦点。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家庭的债务情况是否存在较多统计遗漏，居民的债务压力是否过大，会否引发更深层的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11月下旬发布《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杠杆率从二季度的47.4％上升到三季度的48.6％，合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上升了3.8个百分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就此分析称，近两年中国家庭杠杆率的迅速飙升，导致风险加大。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比较偏重谈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家庭债务风险问题被忽视了，“其实家庭债务风险可能比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还应引起关注”。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张明与田国强持相近看法，他认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家庭部门杠杆率相比较，中国家庭债务总量数据并不高，但中国家庭杠杆率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比如，中国家庭杠杆率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一二线城市家庭的杠杆率要比三四线城市家庭的杠杆率高出许多，城市家庭杠杆率偏高主要体现在中青年家庭。一些中青年在城市买房除了向银行贷款之外，通常还会向父母、亲戚、朋友借钱。现在城市中，尤其一二线城市中被迫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中产阶级青年人，很可能是中国家庭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未来这部分人发生家庭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财经》记者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获得的一份家庭债务调研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家庭杠杆率最低的是山西省，仅有20％，而最高的福建省，家庭部门杠杆率达到105％。两个省份家庭杠杆率数据相差悬殊，这份报告调查的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田国强、张明等专家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研究判断。
但记者也了解到，部分官员和专家对中国家庭债务问题保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即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不会由于家庭债务引发较大金融风险，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从统计数字来看，2016年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当年出现了家庭存款增量逐渐低于家庭贷款增量的现象。2017年5月底，央行公布的境内居民住户存款62.6万亿元，贷款为36.4万亿元，核算下来全国居民净存款为26万亿元，到8月底，全国居民净存款缩减为24.85万亿元。几个月时间下降5%以上。有专家估计，到2017年底，全国居民净存款可能有进一步的下降，虽然总额仍然有望保持在20万亿之上，但必须看到家庭贷款不断增长的趋势。
据张晓晶介绍，今年三季度末，全国家庭部门贷款为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3.2％，远超全部银行贷款12.5％的增速，而全国家庭贷款又以住房贷款为主。从今年开始，不少省市出台了各类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基本上遏制了房贷的迅猛增长，但与此同时，有部分非住房贷款“暗度陈仓”流入房地产，成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马甲”。
现在披着“新马甲”流入住房贷款市场最明显的是短期消费性贷款，比如车贷、房屋装修贷款、信用卡贷款等。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短期消费贷款增加了1.53万亿元，而2016年全年这部分贷款只增加了8000亿元。
近期央行、银监会等部委频繁严查居民消费贷、清理整顿网络小额贷款，显然，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短期消费性贷款变相流入楼市的违法违规现象。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李奇泽告诉《财经》记者，不少短期消费贷是通过现金贷、网络小额贷款等影子银行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这部分贷款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从银行显示的结果看，属于用来买车、搞房屋装修等消费，但实际上却是买房。
相比于住房抵押贷款，短期消费贷潜在风险更大。但有关金融机构在冲击业务的压力之下，对于这些变相短贷长用的钱，实际上缺乏更严格的监管。《财经》记者在2017年接触到的多家商业银行，均存在给个人直接授信，或通过一人多张信用卡的方式，直接增加透支额度，事实上在扩大居民的贷款空间。有业界人士认为，这些行为事实上涉嫌违规操作。
防控拖累经济增长
在专家们看来，对于家庭债务风险的关注，既是因为家庭的金融资产安全问题，更与则与宏观经济发展前景有关，家庭高债务，最终会导致经济大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近期完成的上述家庭债务调研报告中，尽管目前中国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债务结构性非均衡发展将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基于对过去几年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考察，课题组提出，有关部门在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和流动性恶化问题。
根据课题组测算，2013年初至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由30.7％提升到44.4％，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但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在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
还有另外一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包含公积金贷款在内的中国家庭房贷余额与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高达达68.3％。虽然从眼前来看，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前的日本、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有一定差距，但如果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有专家估算，按这一态势发展，将最早在2020年达到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水平。
今年初以来，各地密集出台的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限制了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的部分途径，但前三季度，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同比增长23.2％，远超全部银行贷款12.5％的增速。央行公开的数据，截至9月底，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已达39.1万亿元。随着家庭债务的急速攀升，中国居民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等流动性资产就会受到约束性影响，相应地会影响到居民消费，进一步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增长。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测算出2014年受到流动性约束的中国家庭债务比例已经上升至44.6％。在此基础上，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债务比例两年内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同期GDP增长率就会下降0.12个百分点。往前推算，在2012年到2014年间，受流动性约束压力增加，造成中国GDP年均减少1.18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早在2012年就曾发布国内首份家庭债务研究报告。该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家庭金融研究部首席研究员李凤副教授撰文指出，住房资产和抵押贷款是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属于高负债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而中国城市家庭的负债比例仍然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一旦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便有可能对银行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冲击很可能会扩散到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家庭高负债主要是被城市房产“绑架”，张明表示，中国家庭部门贷款与居民储蓄存款的比率，已经由2007年的25％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而中国的家庭部门年度新增贷款与年度新增存款的比率，则由2005年至2007年期间的年均50％上升至2014年至2016年的97％。2016年更是出现了家庭存款增量低于家庭贷款增量的现象。
从负债与狭义流动性资产之比来看，中国家庭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如果再考虑中国家庭部门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各线城市房价的巨大差距，简单地把中国家庭杠杆率与发达国家家庭杠杆率对比的做法并不可取。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宁磊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一些机构对中国家庭债务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居民银行贷款，事实上，现在中国家庭的债务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考虑到有不少中国居民买房还会进行民间借贷，或者向亲戚朋友借贷，因此，只考虑银行贷款可能会低估中国家庭的房贷压力，低估中国家庭债务风险。
宁磊分析，中国家庭买房基本都是中长期贷款，但今年一反常态，中国家庭短期贷款远远超过中长期贷款增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中国家庭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流动更加趋紧，需要借短期贷款补贴流动性，采取拆东墙补西墙。
警惕局部风险
宁磊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家庭债务报告的执笔者。据他介绍，中国家庭债务累积过程中，不仅存在年龄段差异性，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也显现出较大差异性。
以家庭贷款与家庭存款衡量家庭部门杠杆率为例，截至今年9月，中国已有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重庆、贵州、宁夏、江西、安徽、广西、西藏、北京、云南、新疆、甘肃等16个省市的杠杆率均超过50％，几乎接近全国省份的一半。而如果以全国家庭杠杆率59％为参照，则杠杆率高于全国的省市有11个，也占到全部省份的三分之一。
中国家庭杠杆率最高的福建，家庭杠杆率高达105％，而在家庭杠杆率最低的山西仅为20％。宁磊告诉《财经》记者，家庭债务的地区差异性与地区发展并没有必然关系，这就使得中国家庭债务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宁磊分析说，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程度与地区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那么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家庭收入高，房价也高，家庭债务也会偏高一些，此时家庭债务的累积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问题就会自动逐步得到化解。但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则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质量，还会拖累宏观经济，而且还可能蕴含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比如由于家庭部门近两年累积了大量的房贷，而房贷的偿付是跟着基准利率走的，因此如果央行跟随美联储的步伐加息，则家庭每月的房贷支出就会大增，这会给家庭资产流动性带来巨大冲击。”宁磊表示，考虑到中国是“人情社会”，居民银行贷款可能只是家庭债务的冰山一角，人们在买房时还会有很多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这一现象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较为普遍，因此，一旦房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者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地区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认为，家庭债务累积到一定高度必定会抑制居民消费。以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为例，根据搜房网数据，2017年11月，福州市的二手房房价约为27127元/平方米，同期南京市的二手房房价约为27289元/平方米，两个城市房价相差无几。但是在居民收入方面，2016年，福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4万元，即便只考虑城镇居民，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7833元，而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9997元。核算下来，2016年，福州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只是南京城镇居民的四分之三。
对比福州与南京两地房价和居民收入，课题组测算：从2016年初至2017年9月底，福州市的家庭杠杆率是由103％上升至108％，南京市的家庭杠杆率由72％上升至107％，很明显，虽然结果是两个城市的家庭杠杆率只差0.1个百分点，但南京市家庭杠杆率涨幅却远远超过福州。
如果对比福州与南京两地城市家庭的消费情况，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在2015年为7.5％，2016年为7.12％，而同期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1％和6.31％，由此可见，家庭债务的累积必定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这一挤出效果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降低而增强。
宁磊分析说，对于中国家庭债务出现的地区分化，一定要与地区发展水平、房价等因素统筹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家庭债务压力大的城市，从而彻底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记者了解，天风证券对中国家庭债务也有类似调研，该机构的分析指出，2006年至2016年，中国家庭房贷支出与收入比从33％上升到了67％，下一步要警惕发生局部地区家庭债务风险。按照天风证券的判断，虽然中国家庭债务离危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中国家庭债务的“灰犀牛”已经隐约动起来了。
监控房贷“暗度陈仓”
在区域局部性的风险之外，今年出现的大量非住房贷款“暗度陈仓”流入房地产，成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马甲”，这种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多种迹象显示，目前监管当局已充分认识到短期消费贷变相流入楼市的现象，开始严查居民短期消费贷。
今年国庆节长假之前，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表态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防止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
据李奇泽介绍，消费短期贷款主要是指房贷、车贷以外的个人消费贷款，例如旅游、教育、医疗、装修等场景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信贷表现强劲之下，8月居民消费增速却出现下降态势，银监会等方面发现，其背后主要原因是短期消费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用作居民购买房产的“首付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9月19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中国多个地区都有短期消费贷款增加现象，从3月以来，全国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约3700亿元，估计其中至少有3000亿元流入楼市，占到新增短期消费贷款总额的30％。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调研发现，从5月开始，福建、广东、江苏、上海、四川、河北等六地区的月度新增个人消费贷款都出现明显攀升，大约有九成新增异常贷款是出现在这六个地区。而综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测算，目前福建、广东、江苏、上海是进入家庭杠杆率前五排名的省（市），预示这四个省份家庭债务潜在的金融风险极有可能会加大。
银监会官网9月中下旬曾陆续通报了一些地方银行部门违法违规将“个人消费贷款资金挪用于购房”的处分。广东、北京、江苏、深圳等地的相关部门也在9月下旬先后发文，明确严禁个人消费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及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偿还首付款借款等行为，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消费贷等。
11月初，住建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部署规范购房融资行为，要求各地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违规提供购房融资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首付资金来源和借款人收入证明真实性的审核力度，严格对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实行分类管理，严禁挪用资金购房。
据悉，近期，银监会、央行等方面又召开了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会议，先后下发了《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重点整顿无交易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的“现金贷”业务。
李奇泽解释说，“现金贷”的特点是金额小、期限短、利率高、无抵押，目前监管当局发现由“现金贷”转至楼市的情况也颇为严重。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预计经过银监会、央行等严格监管治理，四季度短期消费贷款乱象将会被遏制，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家庭债务风险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财经》记者 降蕴彰/文 王延春/编辑）
（本文首刊于2017年12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随着中国经济及金融整体去杠杆，长期以来未被高度关注的中国家庭债务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和争议焦点。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家庭的债务情况是否存在较多统计遗漏，居民的债务压力是否过大，会否引发更深层的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11月下旬发布《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杠杆率从二季度的47.4％上升到三季度的48.6％，合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上升了3.8个百分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就此分析称，近两年中国家庭杠杆率的迅速飙升，导致风险加大。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比较偏重谈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家庭债务风险问题被忽视了，“其实家庭债务风险可能比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还应引起关注”。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张明与田国强持相近看法，他认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家庭部门杠杆率相比较，中国家庭债务总量数据并不高，但中国家庭杠杆率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比如，中国家庭杠杆率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一二线城市家庭的杠杆率要比三四线城市家庭的杠杆率高出许多，城市家庭杠杆率偏高主要体现在中青年家庭。一些中青年在城市买房除了向银行贷款之外，通常还会向父母、亲戚、朋友借钱。现在城市中，尤其一二线城市中被迫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中产阶级青年人，很可能是中国家庭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未来这部分人发生家庭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财经》记者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获得的一份家庭债务调研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家庭杠杆率最低的是山西省，仅有20％，而最高的福建省，家庭部门杠杆率达到105％。两个省份家庭杠杆率数据相差悬殊，这份报告调查的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田国强、张明等专家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研究判断。
但记者也了解到，部分官员和专家对中国家庭债务问题保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即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不会由于家庭债务引发较大金融风险，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从统计数字来看，2016年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当年出现了家庭存款增量逐渐低于家庭贷款增量的现象。2017年5月底，央行公布的境内居民住户存款62.6万亿元，贷款为36.4万亿元，核算下来全国居民净存款为26万亿元，到8月底，全国居民净存款缩减为24.85万亿元。几个月时间下降5%以上。有专家估计，到2017年底，全国居民净存款可能有进一步的下降，虽然总额仍然有望保持在20万亿之上，但必须看到家庭贷款不断增长的趋势。
据张晓晶介绍，今年三季度末，全国家庭部门贷款为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3.2％，远超全部银行贷款12.5％的增速，而全国家庭贷款又以住房贷款为主。从今年开始，不少省市出台了各类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基本上遏制了房贷的迅猛增长，但与此同时，有部分非住房贷款“暗度陈仓”流入房地产，成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马甲”。
现在披着“新马甲”流入住房贷款市场最明显的是短期消费性贷款，比如车贷、房屋装修贷款、信用卡贷款等。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短期消费贷款增加了1.53万亿元，而2016年全年这部分贷款只增加了8000亿元。
近期央行、银监会等部委频繁严查居民消费贷、清理整顿网络小额贷款，显然，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短期消费性贷款变相流入楼市的违法违规现象。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李奇泽告诉《财经》记者，不少短期消费贷是通过现金贷、网络小额贷款等影子银行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这部分贷款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从银行显示的结果看，属于用来买车、搞房屋装修等消费，但实际上却是买房。
相比于住房抵押贷款，短期消费贷潜在风险更大。但有关金融机构在冲击业务的压力之下，对于这些变相短贷长用的钱，实际上缺乏更严格的监管。《财经》记者在2017年接触到的多家商业银行，均存在给个人直接授信，或通过一人多张信用卡的方式，直接增加透支额度，事实上在扩大居民的贷款空间。有业界人士认为，这些行为事实上涉嫌违规操作。
防控拖累经济增长
在专家们看来，对于家庭债务风险的关注，既是因为家庭的金融资产安全问题，更与则与宏观经济发展前景有关，家庭高债务，最终会导致经济大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近期完成的上述家庭债务调研报告中，尽管目前中国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债务结构性非均衡发展将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基于对过去几年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考察，课题组提出，有关部门在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和流动性恶化问题。
根据课题组测算，2013年初至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由30.7％提升到44.4％，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但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在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
还有另外一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包含公积金贷款在内的中国家庭房贷余额与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高达达68.3％。虽然从眼前来看，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前的日本、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有一定差距，但如果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有专家估算，按这一态势发展，将最早在2020年达到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水平。
今年初以来，各地密集出台的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限制了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的部分途径，但前三季度，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同比增长23.2％，远超全部银行贷款12.5％的增速。央行公开的数据，截至9月底，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已达39.1万亿元。随着家庭债务的急速攀升，中国居民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等流动性资产就会受到约束性影响，相应地会影响到居民消费，进一步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增长。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测算出2014年受到流动性约束的中国家庭债务比例已经上升至44.6％。在此基础上，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债务比例两年内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同期GDP增长率就会下降0.12个百分点。往前推算，在2012年到2014年间，受流动性约束压力增加，造成中国GDP年均减少1.18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早在2012年就曾发布国内首份家庭债务研究报告。该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家庭金融研究部首席研究员李凤副教授撰文指出，住房资产和抵押贷款是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属于高负债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而中国城市家庭的负债比例仍然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一旦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便有可能对银行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冲击很可能会扩散到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家庭高负债主要是被城市房产“绑架”，张明表示，中国家庭部门贷款与居民储蓄存款的比率，已经由2007年的25％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而中国的家庭部门年度新增贷款与年度新增存款的比率，则由2005年至2007年期间的年均50％上升至2014年至2016年的97％。2016年更是出现了家庭存款增量低于家庭贷款增量的现象。
从负债与狭义流动性资产之比来看，中国家庭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如果再考虑中国家庭部门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各线城市房价的巨大差距，简单地把中国家庭杠杆率与发达国家家庭杠杆率对比的做法并不可取。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宁磊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一些机构对中国家庭债务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居民银行贷款，事实上，现在中国家庭的债务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考虑到有不少中国居民买房还会进行民间借贷，或者向亲戚朋友借贷，因此，只考虑银行贷款可能会低估中国家庭的房贷压力，低估中国家庭债务风险。
宁磊分析，中国家庭买房基本都是中长期贷款，但今年一反常态，中国家庭短期贷款远远超过中长期贷款增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中国家庭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流动更加趋紧，需要借短期贷款补贴流动性，采取拆东墙补西墙。
警惕局部风险
宁磊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家庭债务报告的执笔者。据他介绍，中国家庭债务累积过程中，不仅存在年龄段差异性，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也显现出较大差异性。
以家庭贷款与家庭存款衡量家庭部门杠杆率为例，截至今年9月，中国已有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重庆、贵州、宁夏、江西、安徽、广西、西藏、北京、云南、新疆、甘肃等16个省市的杠杆率均超过50％，几乎接近全国省份的一半。而如果以全国家庭杠杆率59％为参照，则杠杆率高于全国的省市有11个，也占到全部省份的三分之一。
中国家庭杠杆率最高的福建，家庭杠杆率高达105％，而在家庭杠杆率最低的山西仅为20％。宁磊告诉《财经》记者，家庭债务的地区差异性与地区发展并没有必然关系，这就使得中国家庭债务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宁磊分析说，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程度与地区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那么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家庭收入高，房价也高，家庭债务也会偏高一些，此时家庭债务的累积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问题就会自动逐步得到化解。但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则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质量，还会拖累宏观经济，而且还可能蕴含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比如由于家庭部门近两年累积了大量的房贷，而房贷的偿付是跟着基准利率走的，因此如果央行跟随美联储的步伐加息，则家庭每月的房贷支出就会大增，这会给家庭资产流动性带来巨大冲击。”宁磊表示，考虑到中国是“人情社会”，居民银行贷款可能只是家庭债务的冰山一角，人们在买房时还会有很多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这一现象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较为普遍，因此，一旦房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者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地区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认为，家庭债务累积到一定高度必定会抑制居民消费。以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为例，根据搜房网数据，2017年11月，福州市的二手房房价约为27127元/平方米，同期南京市的二手房房价约为27289元/平方米，两个城市房价相差无几。但是在居民收入方面，2016年，福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4万元，即便只考虑城镇居民，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7833元，而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9997元。核算下来，2016年，福州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只是南京城镇居民的四分之三。
对比福州与南京两地房价和居民收入，课题组测算：从2016年初至2017年9月底，福州市的家庭杠杆率是由103％上升至108％，南京市的家庭杠杆率由72％上升至107％，很明显，虽然结果是两个城市的家庭杠杆率只差0.1个百分点，但南京市家庭杠杆率涨幅却远远超过福州。
如果对比福州与南京两地城市家庭的消费情况，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在2015年为7.5％，2016年为7.12％，而同期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1％和6.31％，由此可见，家庭债务的累积必定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这一挤出效果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降低而增强。
宁磊分析说，对于中国家庭债务出现的地区分化，一定要与地区发展水平、房价等因素统筹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家庭债务压力大的城市，从而彻底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记者了解，天风证券对中国家庭债务也有类似调研，该机构的分析指出，2006年至2016年，中国家庭房贷支出与收入比从33％上升到了67％，下一步要警惕发生局部地区家庭债务风险。按照天风证券的判断，虽然中国家庭债务离危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中国家庭债务的“灰犀牛”已经隐约动起来了。
监控房贷“暗度陈仓”
在区域局部性的风险之外，今年出现的大量非住房贷款“暗度陈仓”流入房地产，成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马甲”，这种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多种迹象显示，目前监管当局已充分认识到短期消费贷变相流入楼市的现象，开始严查居民短期消费贷。
今年国庆节长假之前，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表态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防止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
据李奇泽介绍，消费短期贷款主要是指房贷、车贷以外的个人消费贷款，例如旅游、教育、医疗、装修等场景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信贷表现强劲之下，8月居民消费增速却出现下降态势，银监会等方面发现，其背后主要原因是短期消费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用作居民购买房产的“首付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9月19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中国多个地区都有短期消费贷款增加现象，从3月以来，全国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约3700亿元，估计其中至少有3000亿元流入楼市，占到新增短期消费贷款总额的30％。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调研发现，从5月开始，福建、广东、江苏、上海、四川、河北等六地区的月度新增个人消费贷款都出现明显攀升，大约有九成新增异常贷款是出现在这六个地区。而综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测算，目前福建、广东、江苏、上海是进入家庭杠杆率前五排名的省（市），预示这四个省份家庭债务潜在的金融风险极有可能会加大。
银监会官网9月中下旬曾陆续通报了一些地方银行部门违法违规将“个人消费贷款资金挪用于购房”的处分。广东、北京、江苏、深圳等地的相关部门也在9月下旬先后发文，明确严禁个人消费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及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偿还首付款借款等行为，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消费贷等。
11月初，住建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部署规范购房融资行为，要求各地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违规提供购房融资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首付资金来源和借款人收入证明真实性的审核力度，严格对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实行分类管理，严禁挪用资金购房。
据悉，近期，银监会、央行等方面又召开了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会议，先后下发了《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重点整顿无交易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的“现金贷”业务。
李奇泽解释说，“现金贷”的特点是金额小、期限短、利率高、无抵押，目前监管当局发现由“现金贷”转至楼市的情况也颇为严重。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预计经过银监会、央行等严格监管治理，四季度短期消费贷款乱象将会被遏制，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家庭债务风险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财经》记者 降蕴彰/文 王延春/编辑）
（本文首刊于2017年12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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