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怀念余光中 任何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以做得更好 (Read 108 times)

最后也是唯一一次见余光中，是2014年5月。他应光华文化中心邀请，来香港座谈《当中文遇见英文》；我是座谈会的主持。当年余光中85岁，座谈前跟他用餐，他话不多；但头脑灵活，动作敏捷，更小心饮食。如此全无老态，瘦而不弱，我以为他会活到100岁。

座谈会上，他第一句对观众说的话是“我不要你洗耳恭听，我要你听后洗耳”。有谓对着台下的观众，站在台上连珠爆发地说笑话的“stand-up comedy”，是美国人的原创艺术，也最能显示美国人的本色。如果看过余光中的“表演”，自会明白有种东西叫“sit -down comedy”，最能显示智者学人的修炼涵养。只是正襟危坐，但多少学问，几许机智，都付笑谈中。

座谈会上有人问，较之英文这强势外语，中文作为母语有多重要。好一个余光中，没有义正词严，没有长篇大论，只答道：“有三件事情不用母语来做不称心：写诗、骂人和临终时说遗愿。”

这就是余光中，一个不折不扣的“表演作家（writer as performer）”。中文在他的笔下变成跟英文一样充满表演欲与娱乐性的语言（performing language）。这跟余光中学贯中西，不但读懂了莎士比亚、王尔德和叶慈，更读通了中文和英文的共性大有关系。

对一整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英文是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它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和费小姐（自由—Freedom）这些胜利者的语言，代表文明和进步、时尚与好生活。“民国女子”张爱玲在上海租界长大，她曾将《金锁记》改写成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更将全本《海上花》译成英文。到了晚年，在美国生活的张爱玲，两部自传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都是用英文写的。她毕生的遗憾，是她的英文写作没有像林语堂那样，在西方受到读者欢迎和学术界重视。

祖师奶奶的英文造诣高、对美国文化更常有真知灼见。她用中文写作时不随便加插英文，但几乎每次皆能曲尽其妙。她在《谈看书》提到“the ring of truth”，形容它是事实发出的“金石声”，让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internally right），因为“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这不是翻译，而是利用外国语言的新奇和陌生去作思想的跳跃。在《忆胡适之》一文，她将“feet of clay”译成“黏土脚”，说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脚，不可信”，不动声色就颠覆了“feet of clay”解作性格缺陷的原意。

余光中比张爱玲小8岁。他一生与英文有缘，为学好英文，想必流过不少血汗和泪水。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又在美国艾奥瓦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座谈会上，他说他从20世纪前半段最伟大的诗人的英文当中，学到了英文文法的可贵。

按他的分析，英文的文法尊卑分明、长幼有序。主、谓、宾语完整地排列成句子，讲究辈份；中文则比较看不出来。英文会把因果关系解释清楚，中文则着重意会。中文的长句由很多短句串连而成；而英文的长句则像建筑一样，有高有低、有正有反、有主有客。他表示，从英文中学会写长而不乱的句子。

在南京而不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出生的余光中跟张爱玲不同，他从来没有以英语写作留名的志向和抱负。他的英语写作能力也许不及张爱玲和林语堂，但对优秀的英语写作有极高的领悟和鉴赏能力，因而选择以翻译而非创作与英文建立“亲密关系”。

余光中不是不会在写作中夹杂英文，但用起英文来总是有板有眼，不卑不亢。有时就像旅人离开是为了回来，余光中用英文，是借它来彰显中文的美而有力。英文在他的中文写作中不管多么灵巧俏丽，也只是善解人意的婢女，顶多是千娇百媚的爱妾。只要中文这个知书达礼、仪态万千的大家闺秀正室出场，马上得靠边站当第二把手。多年前，他为梁锡华的散文集《挥袖话爱情》作序，说作者写自己“每到紧要关头，却又左右而顾，吞吐而言，或者索性戛然而止”。他用英文“tantalizing”形容此一诱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散文风格，却不忘在“tantalizing”之前加上“探透耐性”四个字。“探透耐性”之于“tantalizing”，当然是音意俱佳、妙到毫颠的翻译。在余光中的心目中，可能更是确凿的证据，向世人宣示“任何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做得更好”（Anything English can do, Chinese can do better.)

那次座谈会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不是余光中的妙语如珠和出口成文——他这样做只是符合我们对他的期望——而是我留意到，他一开腔，他坐在观众席第一行的太座打了个呵欠。我当时感到一阵温暖，这就是很多伟大作家求之不得的平凡幸福：当他浑身解数在颠倒众生的时候，一对看过他最好，也看过他最坏，略带疲惫的眼睛，在温柔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