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师友到主奴：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Read 89 times)
整个汉晋之际部分重建了先秦封建遗意的君臣关系，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
在清皇帝看来，士大夫与天子共治的聚议不过是“庸主”所为，只有乾纲独断的皇权才是正道。但它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清宫剧中多见主奴一般的君臣关系，常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常态，皇帝高高在上，臣跪地磕头高呼圣明。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常态并非如此。
夏商周的贵族制时代，君臣多为一个家族的成员，如商代甲骨子组卜辞、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的兄弟或堂兄弟。周代宗法制下，嫡长子为君，庶子为臣，君臣即兄弟。如《豦簋》铭文中弟弟豦对哥哥“君公伯”行礼，自称“厥臣弟”；《繁卣》铭文中辛公为兄，繁为弟，两人之间行君臣之礼。殷周时期的君臣关系，笼罩在亲人血缘温情脉脉的氛围之中，并无后世“尊君卑臣”的现象。当时君臣之间是一种相对概念，臣在自己领地上也是君，所以“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众多君主”（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贵族政治下的君臣共治，“堪与罗马帝国以前的共和时代媲美”（杜正胜：《周代城邦》）。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传统以血缘凝聚的小共同体社会瓦解，人员流动加速，陌生人之间互相选择成为君臣。郭店楚简《语丛》就提到“君臣、朋友，其择者也”，《父无恶》：“友，君臣之道也”，将君臣和朋友视为一伦。“朋友”一词在西周金文中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堂兄弟，商周时代朋友（血缘亲人）就是君臣，东周陌生人社会，“朋友”成为非血缘的友谊，君臣之间像建立朋友关系一样互相选择。除了朋友一伦外，战国时代的君主也会将士人尊为老师或宾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魏惠王以“宾主之礼”待邹衍，燕昭王待之以老师之礼，自居弟子行列。《孟子·万章下》则言鲁穆公想与子思当朋友，但子思认为自己应该担任国君的老师，而费惠公则以子思为老师。
法家及道法家主张尊君卑臣，以实现耕战机器的最高效率。韩非子最早提出“三纲”，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韩非子·忠孝》），《管子·明法》、《鹖冠子·天则》中也都提出“尊君卑臣”之说。马王堆出土道法家佚书《伊尹·九主》中，也主张“制命在主”，“诤理皆塞”，（《文物》1974年11期），一切权力归于君主，甚至禁止臣下的谏诤。以法家立国的秦始皇自称“大圣”，朱熹就谈道：“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汉承秦制，行尊君卑臣之法，叔孙通制朝仪令群臣震恐，朱熹就看破了这继承的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汉虽继秦制，但董仲舒提出“屈君而伸天”之说（《春秋繁露·玉杯》），以天命灾异抑制非理性的君权，而汉代公羊学也有“贬天子”“君臣朋友”之说，《韩诗》亦提倡天子以士人为师、友（《韩诗外传》卷三）。随着汉代复古更化的进程，君臣关系出现了某些向先秦的回归，如《汉书·礼乐制》记载汉明帝“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颜师古解释这是天子以尊父亲的礼敬养三老，以尊兄长的礼侍奉五更。其后三国至南北朝，亦有天子尊养三老五更大臣之礼，如《周书·于谨传》记载北周武帝在太学敬养老臣于谨，大臣“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以弟子身份跪，听老臣讲学，“皇帝再拜受之”。
汉晋之际，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郡守长吏与其属下之间也属于君臣关系。赵翼谈到，三公、刺史、二千石的大臣可以自己招募属下，所以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关系，“虽帝王不禁也”（《廿二史劄记》卷三），钱穆认为郡太守也称君的习惯，属于“古者诸侯封国自专之遗意”（《秦汉史》）。不但郡守可以称君，县令也称君，如《华阳国志》卷十记载严道县的主簿就将县令称为“我君”。整个汉晋之际部分重建了先秦封建遗意的君臣关系，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
晋朝以后至唐，君主大多情况下不称呼大臣之名，而是称呼平等身份的“字”，以示尊重，顾炎武曾列举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认为“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日知录》卷二十三）。
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多处于宾客、师友之间，如叶适描述孝宗与宰相史浩之间的关系是“以师以友”（《水心集》卷二十八）；王安石则认为大臣应当与天子“迭为宾主”，神宗则将其尊为“师臣”；马永卿记刘安世《元城语录》中也说王安石“与人主若朋友”；梅尧臣《太师杜公挽词》：“国佐三公进，师臣一品归”，也是以“师臣”描述大臣太师；至南宋末期度宗亦尊贾似道为“师臣”。
辽金元的部族传统重视主奴关系，将大臣视为私属奴婢，多有鞭笞臣下之事，元朝大臣上奏亦多见自称“奴婢”的现象。明朝在此基础之上创制廷杖，并废除宰相中书，皇权独大，但终以士大夫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僵持对抗而渐至消磨。清皇权高炽，“惟以一人治天下”，以君师合一自诩（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决不允许出现“师臣”“宾友”之类大臣，并辅以密折制度使诸臣相互告发。乾隆仇视宋明体制下的君臣聚议：“设不断以乾纲，如宋明庸主，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征调纷繁，缓不济急”（《清实录》卷一二九八），在清皇帝看来，士大夫与天子共治的聚议不过是“庸主”所为，只有乾纲独断的皇权才是正道。这个画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清宫剧了，但它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清宫剧中多见主奴一般的君臣关系，常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常态，皇帝高高在上，臣跪地磕头高呼圣明。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常态并非如此。
夏商周的贵族制时代，君臣多为一个家族的成员，如商代甲骨子组卜辞、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的兄弟或堂兄弟。周代宗法制下，嫡长子为君，庶子为臣，君臣即兄弟。如《豦簋》铭文中弟弟豦对哥哥“君公伯”行礼，自称“厥臣弟”；《繁卣》铭文中辛公为兄，繁为弟，两人之间行君臣之礼。殷周时期的君臣关系，笼罩在亲人血缘温情脉脉的氛围之中，并无后世“尊君卑臣”的现象。当时君臣之间是一种相对概念，臣在自己领地上也是君，所以“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众多君主”（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贵族政治下的君臣共治，“堪与罗马帝国以前的共和时代媲美”（杜正胜：《周代城邦》）。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传统以血缘凝聚的小共同体社会瓦解，人员流动加速，陌生人之间互相选择成为君臣。郭店楚简《语丛》就提到“君臣、朋友，其择者也”，《父无恶》：“友，君臣之道也”，将君臣和朋友视为一伦。“朋友”一词在西周金文中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堂兄弟，商周时代朋友（血缘亲人）就是君臣，东周陌生人社会，“朋友”成为非血缘的友谊，君臣之间像建立朋友关系一样互相选择。除了朋友一伦外，战国时代的君主也会将士人尊为老师或宾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魏惠王以“宾主之礼”待邹衍，燕昭王待之以老师之礼，自居弟子行列。《孟子·万章下》则言鲁穆公想与子思当朋友，但子思认为自己应该担任国君的老师，而费惠公则以子思为老师。
法家及道法家主张尊君卑臣，以实现耕战机器的最高效率。韩非子最早提出“三纲”，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韩非子·忠孝》），《管子·明法》、《鹖冠子·天则》中也都提出“尊君卑臣”之说。马王堆出土道法家佚书《伊尹·九主》中，也主张“制命在主”，“诤理皆塞”，（《文物》1974年11期），一切权力归于君主，甚至禁止臣下的谏诤。以法家立国的秦始皇自称“大圣”，朱熹就谈道：“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汉承秦制，行尊君卑臣之法，叔孙通制朝仪令群臣震恐，朱熹就看破了这继承的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汉虽继秦制，但董仲舒提出“屈君而伸天”之说（《春秋繁露·玉杯》），以天命灾异抑制非理性的君权，而汉代公羊学也有“贬天子”“君臣朋友”之说，《韩诗》亦提倡天子以士人为师、友（《韩诗外传》卷三）。随着汉代复古更化的进程，君臣关系出现了某些向先秦的回归，如《汉书·礼乐制》记载汉明帝“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颜师古解释这是天子以尊父亲的礼敬养三老，以尊兄长的礼侍奉五更。其后三国至南北朝，亦有天子尊养三老五更大臣之礼，如《周书·于谨传》记载北周武帝在太学敬养老臣于谨，大臣“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以弟子身份跪，听老臣讲学，“皇帝再拜受之”。
汉晋之际，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郡守长吏与其属下之间也属于君臣关系。赵翼谈到，三公、刺史、二千石的大臣可以自己招募属下，所以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关系，“虽帝王不禁也”（《廿二史劄记》卷三），钱穆认为郡太守也称君的习惯，属于“古者诸侯封国自专之遗意”（《秦汉史》）。不但郡守可以称君，县令也称君，如《华阳国志》卷十记载严道县的主簿就将县令称为“我君”。整个汉晋之际部分重建了先秦封建遗意的君臣关系，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
晋朝以后至唐，君主大多情况下不称呼大臣之名，而是称呼平等身份的“字”，以示尊重，顾炎武曾列举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认为“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日知录》卷二十三）。
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多处于宾客、师友之间，如叶适描述孝宗与宰相史浩之间的关系是“以师以友”（《水心集》卷二十八）；王安石则认为大臣应当与天子“迭为宾主”，神宗则将其尊为“师臣”；马永卿记刘安世《元城语录》中也说王安石“与人主若朋友”；梅尧臣《太师杜公挽词》：“国佐三公进，师臣一品归”，也是以“师臣”描述大臣太师；至南宋末期度宗亦尊贾似道为“师臣”。
辽金元的部族传统重视主奴关系，将大臣视为私属奴婢，多有鞭笞臣下之事，元朝大臣上奏亦多见自称“奴婢”的现象。明朝在此基础之上创制廷杖，并废除宰相中书，皇权独大，但终以士大夫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僵持对抗而渐至消磨。清皇权高炽，“惟以一人治天下”，以君师合一自诩（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决不允许出现“师臣”“宾友”之类大臣，并辅以密折制度使诸臣相互告发。乾隆仇视宋明体制下的君臣聚议：“设不断以乾纲，如宋明庸主，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征调纷繁，缓不济急”（《清实录》卷一二九八），在清皇帝看来，士大夫与天子共治的聚议不过是“庸主”所为，只有乾纲独断的皇权才是正道。这个画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清宫剧了，但它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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