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中日对死刑的不同价值观，岛国网友“这次我站中国！” (Read 94 times)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2月20日就江歌（当时24岁、研究生）遇害案做出了审判，但关于这起案件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
杀人凶手陈世峰（2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没被判处死刑。消息称陈世峰提出上诉，已提交控诉状。
审判长家令和典就陈世峰称：“杀害没有任何理由受到危害的受害人，危险且性质恶劣。在公审中进行向受害人等转嫁责任的不合理辩解，没有悔意。”
25日，日本朝日电视台用一则长达4分半的新闻报道了“江歌案”，从案件发生到宣判的各个细节，其中还包括江歌母亲前往日本募集签名“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一事。
朝日电视台表示，有关此案，在中国进行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等，中国媒体和网民的关注程度很高。媒体连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前对11日开始的庭审进行现场直播，各种舆论沸腾。
中国媒体和网民对于此案十分关注，大多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日本媒体却并没有过多报道，反映出中日对死刑的不同价值观。
在日本围绕死刑的判决，对于受害者的人数、残暴性、动机等有严格的审判标准。即便做出了死刑判决，也不会立即执行，可以多次上诉。
在这条新闻下的评论栏里，也有不少日本网友留言，对此案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1：在（判决死刑）这一点上赞同中国
网友2：在日本，杀害1人者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基本为0，而与之对应杀害多人者会被判死刑，这意思是说1人的性命难道就比数人的要轻吗？我认为这没有人权。当然，如果杀害1人且没有其他问题就会被判死刑的话，犯人很可能会拼命逃跑或多次犯罪。但是，对于法律来说，应该最为重视守护人们的性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也有抑制犯罪的目的，但绝对不应该比人的权利更重要。当然，受害者本人被杀害后，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由此被害人的权利应该由其父母或亲属继承，并主张权利。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的母亲继承权利，要求判罚死刑，却未能实现，不得不说日本死法还是轻视守护人的权利。
网友3：正是这样，日本对犯罪者还是太纵容了。
网友4：这次我站中国这边。
网友5：说起来，正因为有“人权”，所以对于剥夺人权的杀人，应该作为迫害人权来问罪。对于杀人犯还各种强调人权，不是很奇怪吗。
网友6：既然没有流露出反省的态度，那再犯的可能性很高，以后放出来了，我想也是非常危险的存在。果然，立即执行死刑还是有必要的吧。
网友7：日本的法律对于犯罪者来说太纵容了。这起案件，我赞成中国人的意见，杀人偿命。
而在25日播出的AbemaTV《AbemaPrime》节目中，江歌的母亲也被请到演播室，现场嘉宾就中日对死刑的司法差异展开了讨论。
节目介绍，中日两国都保留死刑，但之间有很大差异。例如，中国对毒品的管控和处罚非常严格，对外国人也不例外，有日本籍毒贩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案例。
而日本在考虑判决死刑的时候，要综合年龄、前科、社会影响、犯罪性质等因素，以及受害者人数（大概要在2人以上）也会加入考虑因素中，也就是“永山标准”。
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公布过一个对于死刑量刑考虑的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是在审理“永山则夫连续杀人案”时出台的，所以现在一般都称作“永山标准”，具体是以下9条：
1、犯罪的性质
2、犯罪的动机
3、犯罪的形态，尤其是杀人方法的执拗性和残虐性
4、结果的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的数目
5、被害者家族的感情
6、社会的影响
7、犯人的年龄
8、有无前科
9、犯罪后的表现
案件中选择死刑、无期徒刑或是其他，这需要量刑者综合考虑案件中的具体情节作出判断。
曾在中国厦门大学有过留学经历、旁听江歌案审判的记者野嶋刚表示，江歌母亲要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诉求，对照中国的刑法标准，从心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在江歌案中，东京地方法院与检方要求一致，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可以说这一判决是根据以往日本案例做出的判断，但却让中国人感觉充满“违和感”，不解为何判罚如此之轻。
野嶋刚还解释称，“国与国之间，判罚标准是不一样的。反过来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因涉毒犯罪而判处日本人死刑，日本人也会觉得有违和感。但是即便日本抗议，中国也不会接受。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来到日本，民间交流加深，关于中日刑法的差异之大，今后可能会以各种形式产生影响。”
前产经官员宇佐美典也表示，“如果是我的女儿被杀害了，我也希望凶手被判死刑。但是作为大原则，司法应该保持独立，不能为舆论和外国的压力所干涉。我想通过这起案件，日本人对于死刑这件事也会产生思考，中日也会有意见交流，只有在思考这一契机下，才会向前推进。”
由此看来，江歌的母亲之前争取签名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这一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遗憾的是不会有效。日本三权独立，法官是完全的独立判决，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影响，舆论当然也不会产生压倒性的影响。
如果真要送陈世峰上断头台的话，可能需要找最好的律师来证明陈世峰案件是“人神共愤”“社会影响恶劣”，完全符合“永山标准”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