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但燃放烟花爆竹的负面效应近年来日益显现。据《人民日报》报道，日前，《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获得表决通过，明确从2018年1月1日起，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含外环线)地区将不分时间、地点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意味着，天津外环线以内将迎来首个“不闻鞭炮声”的春节。
无独有偶，12月1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也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将北京五环路以内区域(含五环路)由“限制燃放区域”调整为“禁止燃放区域”。也就是说，北京五环内烟花爆竹回到了“禁放模式”。
京津两地近乎步调一致地开启最严“禁放令”，契合环境协同治理的要求，也表明有些痛点是相通的，而非“独家记忆”；有些诉求是同频的，因为很多遭际具有普适性。
事实上，京津两地主城区“禁放”，来得并不突兀：无论是北京五环内，还是天津外环线以内，由“限放”到“禁放”都是循序推进的结果。拿天津来说，并非一开始就在政策工具箱里拿出“禁放令”，而是在外环线以内地区实行“限放”3年后，才祭出“禁”字诀；而北京的“禁放”之路，则更为蜿蜒，过去12年里，经历了从“禁改限”到“限改禁”的政策轮回。
“禁”“限”一字之隔，在决策和立法层面却尤为审慎，这绝非起初的决策缺乏前瞻性、预见性，而恰恰是因“时”制宜的结果。
评判鞭炮“禁放”“限放”哪个更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它可能会因需而异、因事而别。到头来，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观念变革，“二选一”的答案也会生变。这在现实中有迹可循：直到如今，围绕限放与禁放的争议都依旧存在。如果说，早些年全面“禁放”的时机还难言成熟——毕竟有些风俗已根深蒂固，而当时环境问题也没那么突出，那到了现在，舆论在观念上普遍更倾向于支持“禁放”。2017年年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2.9%的被访市民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
这样的变化，并非偶然：近些年，雾霾治理问题日益紧迫，而燃放鞭炮对雾霾的“加成”效果又很明显。有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特别是除夕、初一、正月十五3天，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163微克/立方米），明显高于全年平均浓度。因燃放而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火灾等，也不容小觑。
可以肯定，以“留住年味儿”为由希望对鞭炮“网开一面”的声音依旧会存在，但考虑到“年味儿”并非没有替代品，而重霾围城的糟糕环境却是无数人共同的痛点，人们在抉择时，肯定也会将清洁的空气、城市的公共安全的优先级别提高。
所以本质上，鞭炮燃放政策沿革，也是踩准了民意与现实需求的节拍。在民众被治霾紧迫性和公共安全重要性浇灌出公共理性后，在现实决定了“禁放”比“限放”更有利于公共福祉后，京津同步开启“禁放模式”，也是在寻求各方利益诉求的契合点，也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禁”或“限”，政策口径的调适背后，是民俗观念与环保意识的此消彼长。而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显然也要看到该趋势，拿捏善治分寸，对“限放”“禁放”精准把握，让其呼应民众期许和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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