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祖父去世的时候，是父亲操办的葬礼。我看到父亲拿出一个本子，记录前来吊唁的人送来的礼金。有人送的是“刀头”（一点肉），也有现金，5元或10元。对父亲来说，这些都需要他在某一天进行回报。如果对方有亲戚去世，他送去的礼金不能比收的更低。
这种回报的周期可能非常长，10年、20年，有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报，而物价早已翻倍。这样的礼金往来，不但不让人反感，还会让人温暖。在更早的时候，一个家庭操办葬礼都是困难的，那些“刀头”，正好办丧时用得着。这是一种底层的互助模式，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人在其中的表现，甚至和道德评价相关：如果一家人去世，前来送礼的人不多，就说明这个人即便是到死，都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
这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经典图景，人情往来的背后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戚关系。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家都是靠天吃饭，没有谁能真正摆脱匮乏。因此，这种关系，非但没有攀比含义，相反，它是人存在的纽带，也是共同抵抗困难的基础。
礼金往来的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长足进步。中国人在整体上摆脱了匮乏，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能力举办葬礼或者婚礼，只是排场大小有所区别。但是，人们似乎越来越看重这种“区别”，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在内部开始塌陷。婚礼越办越大，成为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的手段。
一个典型的城市婚礼，是双方父母的关系加上双方新人关系的总和，其中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大量参加婚礼的人，都是新型社会关系的体现，参加的越多，就说明新人的“人脉”越广。在城市，这种人脉无疑代表了一种成功。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婚礼的规模急剧扩大，最终，人们甚至看到其中的商机，这是一次展示实力的机会，也是一次发财的机会。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贫穷的地方，礼金的攀比似乎越严重。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浙江温州和福建一些地方，礼金比河南、山西等地还要可怕。其实，决定礼金异化程度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程度。那些礼金让人咂舌的地区，大多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像温州这样的地方，婚礼的双方可能都非常有钱，结果结婚就变成了“资产重组”——这仍是过去血缘关系的变体，只不过是从共同抵抗匮乏变成了合伙做生意罢了。礼金观念极为淡漠的广东，其实每个地区也都不相同，广州、深圳、佛山这些更“外向”的地方，礼金只是个形式，过年发红包20元就行，而在人际关系更传统的潮汕地区，礼金也相对较高。
礼金的异化成为当代中国特有的景观，但是很少听说有人因为结婚而破产的。毕竟，不管你花了多少钱，配偶最终还是能帮你拿回来，礼金只是特殊的资金流动方式罢了。等到中国人普遍习惯契约社会、依靠法律而不是人情生活的那一天，礼金的时代也许就会结束了。
Topic: 礼金数折射社会关系现代化程度 (Read 97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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