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两位大师同日辞世 沉痛哀悼送别功臣 (Read 112 times)

袁承业

　　“两弹一星”功臣、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袁承业，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9日晚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4岁。

　　作为“中国萃取剂化学之父”，袁承业穷毕生精力，为中国的核事业和工业发展，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力。直到九十高龄，依他然在为我国战略资源——锂的提取、回收和利用，殚精竭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这是他一生的格言。

　　得不到满分，他就要坚持重考

　　袁承业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小越镇。父亲袁开基毕业于金陵大学，是一名有机化学家。为儿子起名“承业”，就是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

　　家里都是化学书籍，培养起了袁承业对化学的兴趣。战乱中，他随母亲逃难辗转川、桂、粤等省份，困难时只能摆地摊卖衣物。尽管度日艰难，但父母依然坚持让袁承业接受教育，他先后在七所中学、两个补习班读书。 袁承业在学习上特别争强好胜，考试只要没有得到满分，就要坚持重考。

　　1948年，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毕业后，袁承业在上海人民制药一厂任技术员。1951年7月，他作为建国后首批公派留学生，赴莫斯科全苏药物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当时，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刚开始学字母。靠着一位苏联老太太每天辅导几个小时俄语，他开始了在苏联的学习和工作，并于1955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苏联科学副博士学位。

　　当年10月，袁承业学成回国，在化工部医药工业管理局任副总工程师，1956年9月调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从此踏上了有机化学的科研人生路。

两弹一星的功臣

　　袁承业先生是中国萃取剂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立足基础、着眼应用，在国家需要和科学探索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1959年，为了“两弹一星”等国防任务急切需要，他毅然从已取得良好进展的氨基酸与多肽合成药物研究改行，组建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成功研制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剂，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提取铀的萃取剂研究，在当时是对国防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

　　袁承业因此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事业”的奖章与奖状，1997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9年，作为中国科学院40名代表之一，袁承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接见。

　　在完成国防科研任务后，袁承业又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系列新型实用的萃取剂，并得到广泛应用，其中11个品种的萃取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这些萃取剂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萃取剂工业的全部。

　　“很多萃取剂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也不是谁要求我们做的。而是生产实践提出这样的需求，我们才用自己的知识加以实现。”数年前，他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时说，稀土元素萃取中，有一个课题是将铌钽分离。由于这个过程不能碰玻璃，可实验室所有瓶瓶罐罐都是玻璃的，他们不得不先把所有玻璃仪器都换成塑料的。后来，由此研制成功的N503，不但成功萃取了铌钽，还为上海污水治理的“废水脱酚”作出了贡献。

　　国家的尊严和需求至高无上

　　幼年饱经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在袁承业心中，祖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需求至高无上。

　　上世纪80年代，袁承业在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曾两次碰到会议主办方挂错国旗，他发现后，立刻向大会主席提出，要求更换成五星红旗。“这样的原则问题，一定是不能含糊的！”

　　生命不息，为国家发展奉献的心意不竭。即使已到耄耋之年，他仍然倾心关注科技前沿。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院士表示，钍基核能锂同位素分离、青海盐湖锂资源，这些关乎国家战略需求的课题，一直受到袁先生的关注。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要注重锂资源的回收利用，珍惜这一战略资源，果然在今天成为科研和产业的热点。

　　中科院有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胡金波说，自己在承担锂同位素分离项目时，经常请教袁先生，他把自己多年工作积累所形成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研究人员。

　　他常对青年科学家说：“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研究的，但个人兴趣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以钢铁英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激励年轻人：“作为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应该问问自己，我这一辈子为国家做了哪些有用的贡献。”

　　胡金波说，袁先生为这些国家重大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却连名字都坚持不出现在项目书中，如此不计名利、一心为国的精神，为科研后辈在面对社会纷繁芜杂的影响时，升起了一盏指路明灯，“他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管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管德，于1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56年8月，112厂（今航空工业沈飞）成立飞机设计室，管德由二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关键部门调入设计室。完成歼教1飞机的外形确定工作后进入气动组，专攻气动弹性。当时，国内气动弹性专业领域完全空白，管德与徐舜寿用手摇计算机、地面共振试验设备，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保证了歼教1飞机的颤振安全。

　　1958年后，管德转向超声速歼击机气动问题的研究，同时开始高低速风洞试验研究。那时的技术资料很少，每次经过北京，管德都会去各单位查找资料，然后分门别类摘抄到笔记本上。80年代时，本子已经记录了一寸多厚的资料。

　　1961年起，管德先后担任航空工业沈阳所颤振组组长、空气动力室副主任、总体和空气动力室主任、副总设计师、副所长。管德为歼8飞机建立了检查气动伺服弹性稳定性的阻抗试验设备，对歼8飞机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丰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淀，以及对气动弹性专业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才保证了歼8飞机优异的高空高速性能。

　　1985年，管德任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局长、部总工程师、部科技委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1985年底调至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任副局长（后兼任党委副书记）。随后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在此期间，即使工作再忙，每周一定会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给气动弹性专业的研究生讲课。90年代，管德开始应用芯片传感器研究颤振的主动抑制。

　　1994年，管德任中国工程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8年1月9日，他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核武器，却不知道没有核原料的萃取剂，原子弹就无从谈起！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歼击机，却不知道事关飞行安全的气动弹性，没有它，中国的歼击机无法运行！

　　我们更不了解，袁老、管老这两位行业的奠基人和带头人，这一路走来都经历了多少风雨！

　　生前低调内敛，身后百世流芳！

　　两位大师，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