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无问西东》填补了我们贫乏的想象力 (Read 85 times)
还没看过，有时间会看的。
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西潮·新潮》一书，谈的是从1842年香港割让起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止“中国过去一百年间所发生的故事”。蒋先生用鲜活的个人生活体验，叙述时代变迁中的风云际会，没有枯燥的说教，却能引人深思。其中《西潮》在1945年初版时，是在美国出的英文本，原稿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在该书附录中，《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道出了原委：“据蒋先生说他是在抗战时期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在昆明利用躲警报的空闲，陆续写成的。”因为躲警报不是在郊外，就是在防空洞内，没有桌椅等设备，经常是席地而坐。蒋先生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写英文则有如自左至右画曲线一样，可以闭起眼睛不假思索地画下去。
第一次读到这段轶事的时候，很是惊叹。蒋梦麟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的中西学养，可真不是盖的，写作时无论用母语还是用英文，几乎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而中英文之间的差异也在蒋先生的选择中凸显，用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词，可以在黑暗中从左至右地“画”下去，而中文的横撇竖捺的笔画，却因其间架结构的不同而必须“郑重其事”地对待。蒋先生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应对，足见其智慧和学识的高超。
不过，更让人佩服的，则是蒋先生在躲警报、钻防空洞的战乱流离中，依然笔耕不辍，思考中国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如何臻于富强的家国情怀。该书的“前言·边城昆明”中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其写作的背景和宗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其时的昆明“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顶轧轧掠过”。
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图书室里做学问的我们，实在勾画不出在躲炸弹的情况下写出传世之作的画面，而最近风靡的影片《无问西东》，则填补了我们贫乏的想象力中的那部分空白。该片讲述的是清华精神在百年之间的四代学人身上传承的故事，而在抗战时期的清华，则融汇在由其与北大、南开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常委”分别是三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及张伯苓。影片中虽以“习惯性优秀”的富家子弟、清华学子沈光耀为主线，但围绕在其身边且个个出彩的，则是一群人中龙凤、学界精英。这群人不沉沦，不混日子，而是心怀理想，继续着教学、科研、阅读、写作，将躲警报的日子过成了寻常，为未来的和平储蓄知识，积蓄能量。这样看来，教授们像蒋先生一样在防空洞里写作、研究，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整个西南联大人的日常。而这也正应了抗战初期决定将三校千里迢迢西迁昆明时的初衷，如梅贻琦校长所说：“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正是这些人的责任担当与胸怀民族未来的大格局，将师生凝聚在了一起，创造了西南联大的灿烂和辉煌，也为日后培养、储备了大批建设人才。
在《无问西东》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境的片段，就是师生在暴雨下的铁皮屋里因雨声太大无法上课而“静坐听雨”。不过，“意境”之外所反映的，则是西南联大办学条件的困窘与艰辛。这铁皮屋子本身也是有故事的。在李云涛的《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中提到，在抗战期间，梅贻琦决定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原因是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多经费来建造这么一所高等学府。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夫妇将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当他们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却又被告知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建筑大师忍无可忍，“愤怒”地去找梅贻琦校长“理论”，梅校长却只能希望他“谅解”，因为办学经费实在是捉襟见肘。然而，就在梁思成大师亲手设计的茅草房或铁皮房里，却走出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出了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这正可为梅贻琦的那句举世闻名的格言做一个恰当而精彩的注脚：“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正值《无问西东》热映之时，网络上曝出了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的事件，人们也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教授的操守与学者的天职。毋庸讳言，当下的知识人中鱼龙混杂，既有孜孜矻矻忘我工作的学人，也有混迹于政界学界“江湖”而罔顾良知、唯利是图之辈。而作为社会的精英，则似乎早已忘却了自身引领、塑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尽管我们已跨入了新时代，但是要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记起《无问西东》片中泰戈尔的劝勉：“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只有初心不坠，才能在丰盈自我，以成就大我。
第一次读到这段轶事的时候，很是惊叹。蒋梦麟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的中西学养，可真不是盖的，写作时无论用母语还是用英文，几乎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而中英文之间的差异也在蒋先生的选择中凸显，用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词，可以在黑暗中从左至右地“画”下去，而中文的横撇竖捺的笔画，却因其间架结构的不同而必须“郑重其事”地对待。蒋先生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应对，足见其智慧和学识的高超。
不过，更让人佩服的，则是蒋先生在躲警报、钻防空洞的战乱流离中，依然笔耕不辍，思考中国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如何臻于富强的家国情怀。该书的“前言·边城昆明”中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其写作的背景和宗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其时的昆明“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顶轧轧掠过”。
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图书室里做学问的我们，实在勾画不出在躲炸弹的情况下写出传世之作的画面，而最近风靡的影片《无问西东》，则填补了我们贫乏的想象力中的那部分空白。该片讲述的是清华精神在百年之间的四代学人身上传承的故事，而在抗战时期的清华，则融汇在由其与北大、南开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常委”分别是三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及张伯苓。影片中虽以“习惯性优秀”的富家子弟、清华学子沈光耀为主线，但围绕在其身边且个个出彩的，则是一群人中龙凤、学界精英。这群人不沉沦，不混日子，而是心怀理想，继续着教学、科研、阅读、写作，将躲警报的日子过成了寻常，为未来的和平储蓄知识，积蓄能量。这样看来，教授们像蒋先生一样在防空洞里写作、研究，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整个西南联大人的日常。而这也正应了抗战初期决定将三校千里迢迢西迁昆明时的初衷，如梅贻琦校长所说：“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正是这些人的责任担当与胸怀民族未来的大格局，将师生凝聚在了一起，创造了西南联大的灿烂和辉煌，也为日后培养、储备了大批建设人才。
在《无问西东》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境的片段，就是师生在暴雨下的铁皮屋里因雨声太大无法上课而“静坐听雨”。不过，“意境”之外所反映的，则是西南联大办学条件的困窘与艰辛。这铁皮屋子本身也是有故事的。在李云涛的《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中提到，在抗战期间，梅贻琦决定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原因是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多经费来建造这么一所高等学府。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夫妇将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当他们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却又被告知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建筑大师忍无可忍，“愤怒”地去找梅贻琦校长“理论”，梅校长却只能希望他“谅解”，因为办学经费实在是捉襟见肘。然而，就在梁思成大师亲手设计的茅草房或铁皮房里，却走出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出了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这正可为梅贻琦的那句举世闻名的格言做一个恰当而精彩的注脚：“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正值《无问西东》热映之时，网络上曝出了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的事件，人们也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教授的操守与学者的天职。毋庸讳言，当下的知识人中鱼龙混杂，既有孜孜矻矻忘我工作的学人，也有混迹于政界学界“江湖”而罔顾良知、唯利是图之辈。而作为社会的精英，则似乎早已忘却了自身引领、塑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尽管我们已跨入了新时代，但是要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记起《无问西东》片中泰戈尔的劝勉：“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只有初心不坠，才能在丰盈自我，以成就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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