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北大留美学生万字长言数落父母：“父母的爱其实是伤害”？ (Read 114 times)

写在前面的话：

　　一则<北大留美学生发万字长文数落父母>的消息，在今天上午登上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并引发网友热论，迎入耳边的多为“谩骂”、“指责”、“互相推诿”。孰对孰错，难以界定。但事实只有一个，即鸟雏长大，反噬其父母。

　　文| 红星新闻 组稿 | 孟蕾

　　在父母和外人眼里，王猛（化名）符合所有“别人家的好孩子”标准：从小成绩数一数二，四川某地级市高考理科状元，被北大最好的生物专业录取，读完本科又考入美国排名前50的研究生……

　　然而，这一切的骄傲背后，却是王猛和父母的决裂。12年了，他不曾回家过春节；6年前，他拉黑了父母所有的联系方式；王猛甚至还准备再到北大攻读心理学方面的博士，为自己长期压抑之下的心理问题寻找学术答案。

　　王猛将与家庭决裂的根源归结为父母从小对自己的“过度关爱”。

　　近日，王猛写下万字长文。

　　原文如下：（文中当事人、单位、地名全部为化名）

　　◆男孩子

　　我是80后，男性，来自小城清阳（化名），在一个驻当地的上级直属事业单位成长。父母都是体制内普通人，文化程度在同龄人里较高。

　　我最早经历的、但很晚才意识到的危机之一是我家人尤其是我母亲并没有完全接纳我。她以前多次陶醉地给我讲我两三岁时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并给我看过一张我的裙装照片。大约我上学前班时，我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着她想像中的女儿“芽芽”说话（我是独生子）。

　　事后来看，我认为我母亲并非完全不能接纳我的生理性别，更不是一定要二胎，而是不能接纳男孩子的刚强、自主等气质。有一事可为佐证：小学时我反复受到欺凌，我母亲叫我去给老师讲，而且要哭着讲。

　　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我记事以后的性别意识和取向，但这种拒绝接纳孩子现状的偏执和以自身意志肆意操控孩子的欲望却在后面的几乎每一件事中以不同形式重演。我读研时咨询的心理咨询师也认为此事反映我的原生家庭有重大缺陷。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五岁半被送进单位自办的小学。我母亲一直倾向把我关在家里，喜欢包办事情，做得太过分时甚至和我父亲多次争执。虽然清阳不冷，但和很多家长一样，我母亲喜欢让我穿很多，而且喜欢按自己的审美指定我的衣服（衣服这个词在“离开之前”一段还会出现）。一年级或二年级初秋的一天全班文艺表演，前一天班主任让大家穿及膝短裤来，而我母亲不由分说地让我穿长裤，我提出带上短裤备用也不准许。结果班主任看见我穿长裤到场很不满。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提出把裤腿卷起来，被当众怒斥。我母亲和班主任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没有告诉班主任穿长裤是我母亲的要求，也不知道两人后来是否交流过此事。我只能说，孩子有时注定是弱者。

　　◆剥鸡蛋

　　小学一年级时一个同学基于我动手能力较差的事实，开玩笑说我“很聪明但不会剥鸡蛋”。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的二姐、我的二姨（后文还会几次提到此人）耳里，她总以此取笑我。我父母拒绝保护我。这时我已经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抠指甲行为（我后来明白是焦虑症状），并因此受到父母训斥。

　　而动手能力的确一直在困扰着我。小学六年级的一次科学课上，我正巧和上述同学一起做实验，打算把电池、灯泡、导线和开关串联成一条回路，七手八脚做好后却发现开关合上灯灭，断开灯亮。我们觉得奇怪，老师发现我们连了两条并联线路：一边是导线和开关与电池短接，一边是灯泡直连电池。我们尴尬不已。

　　◆奥数班的意外

　　我五年级时开始在离家四五公里的市里上奥数班，周末我父亲带着我坐车过去，而当时我母亲很不乐意我去。我当时学起来很有感觉，虽然一开始摸不着节奏，但后来进步相当快。六年级时一次奥数班考试，我带去的一个很普通的人造革文件夹丢失，找回后发现被人划坏并涂抹。我回家后我母亲既不痛惜物质损失（确实没必要），也没有用积极的态度安慰我（这一点不妨和下文毕业旅行一起看），而是表现出一种混合了得意和癫狂的怪异情绪，歇斯底里地说：“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此事和穿衣服都是过度保护的例子。

　　当然这起意外在我看来只是而且应该只是一声稍纵即逝的噪音。我在奥数班小组作业中和一个外校同年级的队友小欣很聊得来，长期记得他瘦小机灵的形象。小欣从市里顶尖的清阳中学保送到清华。他留校读硕的一年暑假我们又见了面，那时他的体型和脸型已经十分圆润了。之后他出国读博，我们偶有书信来往。

　　再说这边，我不久后就要上初中。家人毫无商量余地，让我上了单位自办的子女学校。从初一和初二，年级一直不到十个人，其中有几人是教师子女，其他的孩子们都去市里了。从初中开始家人再没有允许我去单位外面上课外班。

　　◆清阳第二百五十一中学

　　初二末，单位系统内几所子女学校合并，在我家附近成立了第二百五十一中学（化名）。我父母以“你太小不能骑车”“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二五一中会重点培养你”等理由安排我初三去这里，中考前又违反之前让我自己选择高中的约定，强迫我高中留在二百五十一中。于是我中考应付了事。后来我成了该校唯一考上北大本部的学生——我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因为这是一段充斥着谎言、暴力和控制的沉重历史。

　　二百五十一中是一所烂校。看数字，清阳的教育与规模和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比算是顶尖，01年至少10人上清北本部，09年上升到30多人，而二五一在近百万人口的市区却平均五年出不了一个清北，从未有人奥赛成绩达到省一等奖——仅凭此说它是烂校也许流于应试主义，但以下一些事实能进一步反映全貌。小事直击素质：高三时（保持士气有多重要不用多说）我班上至少有一节英语课和一节数学课因为单位内部学生挑事，教师处理无效，离席抗议。大事则论人心：大部分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是理智的，01年二百五十一中空前绝后的风光成绩也没能阻止内部子女纷纷去读市里的学校。于是这所彻底失去了生源的“名校”在成立十年出头后就黯然停招，再两年后解散。教师多数转岗，少数应聘到市里。

　　◆绝境

　　家人逼迫我上二百五十一中的真实目的只有他们自己完全清楚，而他们一直对我隐瞒和搪塞，所以他们的目的可能永远是个谜。不过，有三点是明确的：我是几年内二百五十一中出成绩的少数希望之一；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二百五十一中是利益共同体；我在中学持续受到排挤和欺凌。所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包括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你太小不能骑车”（我五岁半上小学）则可能反映了过度保护，而这种过度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控制对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续控制，至于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二百五十一中的首要宣传点是“助普通生升优”，而校内“普通生”的资质和学习动机整体上相当不乐观，其中很多“普通生”身为内部子弟再不争气也会被学校留下，最后学校也不可能把少数优等生单独分班——这些因素决定了要“升优”就只能靠优等生输血。年级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除了我之外，家长非单位领导即校内教师，于是厄运降临到我头上。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我家人，他们软硬兼施让我留在二百五十一中，而且对我的处境毫不关心。他们可以对我说出“某师兄（同事的孩子）去读领头羊清中最后也不过考了省会某大学”这种话，而不提师兄体弱多病的事实。高一国庆后的一天，我向我父母反映我被调座位后身边环境糟糕，我父亲做迷茫状说“李校长怎么会打压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时跟我可是老朋友”。我过几天再次跟他说，被他大骂到凌晨一点多。他吼道：“同桌有什么影响？”“最卑贱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凭什么要学校优待你？凭成绩好？哼。”而我母亲在干什么呢？睡觉。我一个人在夜里落了泪，主要并不是被我父亲的歇斯底里吓坏，而是担心中学的不良环境在我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伤痕，更是担心如果不能考到远离家的大学就会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从那之后无论校方、班上的不良学生和家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哭，因为哭了就会更被看不起。我并不爱哭。回忆起这段残酷的经历，我虽气愤和伤感，但也不哭。直到多年后，我给带我做本科毕设的博士生学姐写信，写到感谢姐肯定和帮助我、尊重和关注我的内心，已经而立的我终于忍不住哭了。

　　我并没有放弃改善处境的努力。高二上我给家人说我想找校方谈谈，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人皆有好恶的对象，校方不喜欢你很正常”“你必须学会跟任何人相处，听着，任何人”“卢刚（震惊中美的枪杀案嫌疑人）就是对校方不满才杀人的”，我母亲皱着眉说“你对李校长意见有点大，我怕你说话过分。”后来他们甚至拿在北京科研单位、据说参选过院士的大姨夫来说事，说：“人家的学生管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你怎么对校方这么大意见？”

　　我没有得到跟校方谈的机会，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颠三倒四的话。家人对我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他们甚至如同对待“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不准我提任何从二百五十一中学转走的人，包括一个高三转去清中考上了北大的单位外孩子。他们的做法不能单纯用身处小城市、在体制内工作来解释，有几个对比的例子说明我父母的决策和言行更多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缺陷。一个在中部县城当警察的亲戚的孩子比我晚几届考上了上海的寄宿高中，从那里考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再后来平静地就业和生活；我大学同班有四个同一大系统内的子女，都毕业于顶级中学。“太小”的孩子们并不都就近读书。我的单位里一位高工的外孙刚满5岁半上小学，后来凭实力考取全省排前三的省会文行高中（化名）。诚然，文行本身也不外乎一个名号，但背后却反映出家长给了孩子一条自由发展的坦途。很多人说我父母对我期望很高。实际上他们除了期望凭借我出名外，根本没有期望。同时他们对认识的人总是谎称我很喜欢二百五十一中学。

　　结果就是我直到高二末都一直被迫用大量时间帮助没有合作精神和自主意识甚至没有基本道德的学生，换来的是意料之中、变本加厉的排挤和轻侮。本就内向的我彻底不再期盼人际交往能带给我什么益处。学校没有充足的动手实验机会，没有实质运行的兴趣社团，我没有时间来系统地准备我知道十分重要的学科竞赛，也几乎没有机会与水平相当的同学讨论和合作——生源决定了我的班虽然按成绩分，但本身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而最严重的是，缺乏亲情等原因导致我没能树立高而稳定的自信心——北大招生面谈时老师看见了我的腼腆和忧郁，但我的外表和我父亲的表现也许还没有充分反映这些问题。我不在乎自己在这里能排到第几名，而是想找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想有一群真正的朋友，想有安全感，但我没能得到机会。

　　高一到高二近两年，我的学校生活经历的事情很多，也很少，因为除了偶尔去外校参加竞赛外，每天都可以概括如下：完全按校方的统一课表上课；课上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课间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语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争执；晚自习再次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晚上回去再次和家人争执。我说二五一中学不是最适合我的，而我父亲用阴冷的语气说”但也不是最不适合的“，并批判我认为周边环境会影响学习成绩的“同桌影响论”——而我后来才意识到，比起学习成绩，社交能力和自我意象的损害才是更严重的。可能就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习得性无助。我没有成为卢刚，而一个同学却在高二期末被单位内部的不良学生用椅子打伤头部住院一周，全班人人自危——去外面上学的同级同学们无一出事，留在内部的却遭横祸，这足以说明“你太小不能骑车”的说法即使不是托辞，也是严重片面化的。

　　高三时换了校长和班主任，他们觉得以前那样“打一派拉一派不行”（高考后校长原话），我的处境得到改善，下学期学校又单独给了我一间自习室，但我的焦虑始终没有好过。二诊我感觉数学没考好，考完就当众大喊，因为我实在不敢想像，如果我的成绩不足以考到远离家的大学，我在成年的门槛上会受到怎样的操控。我压着情绪撑到了高考，其间也和家人吵过，他们带着歇斯底里的心态批评我心态不好。这段时间也谈不上什么学习方法了，整天就是随手拿出一套套题做到昏天黑地。偶尔的空闲时自习室里没人可以交流。我报了当时很热门的一个实验科学专业，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

　　◆杂记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读中学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粉饰——将中学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的说法足以证明他们自己都不认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自己都不信的宣传语，别人自然不会信）；否认——在我对学校的恶劣环境已经明确了解的情况下，否认我接触的事实；强迫——表面上承认我反映的事实，逼迫我忍耐中学的恶劣环境并与不喜欢的人交往。多年后，他们逼我与后文提到的姚奉献交往时，则是一开始粉饰，后来跳过否认直接强迫。

　　中学一事将家人的偏激、狭隘、冷酷、自私暴露无遗。初三开学前的暑假，我和他们在路上偶遇教了我初中两年英语、准备在二五一继续教完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老师是个清醒的人，她说，这孩子还是尽早出去读，二五一是什么档次大家心照不宣。很快我父亲就一改他之前两年每次见到陈老师时“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的说法，三天两头说陈老师课教得不好。而同样令我绝望的是他们并不了解我想要什么。高考之后，他们说：“你觉得学校整你，可是庆祝成绩的横幅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我懒得回答。

　　多年后，已和家人决裂的我在绍兴三味书屋看到鲁迅为了免受门外学童玩闹干扰而请求换座位一事，想起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批判的“同桌影响论”，一声叹息。以先生之才，求学都须寻一幽静之处，何况我这个普通人。

　　虽然我没有机会直接反驳“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但我上大学后逐渐知道：好的高中里还有很多比竞争重要得多的东西，比如友谊和关爱——我们能适应近乎残酷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人性的光明面。至于“清中这些好学校都是贵族学校”之类的话，根本没有反驳的价值，这里仅引以为鉴。

　　◆疯狂的暑假

　　世外桃源毕业旅行

　　（题记：我个人认为这是至今对我影响最大的单一事件，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在大学初期甚至后来的心理状况冲击太大，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反映了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交流方式拙劣到何种程度。）

　　一场不能输的高考，北大录取。接着似乎应该有北大学子家庭的一段快乐和奋进的时光，但来北大前十天，我遇到了前半生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先说一些背景。暑假中家人和学校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我的成绩，但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气氛一直很怪异，尤其是我母亲时而无比兴奋时而莫名奇妙地发火或悲伤。我家人的一些同事都有点看不过去，劝我母亲说她伤心什么。没用，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充满狂躁和沉闷。一天下午我去学校找几个老师，过了一会我母亲也去找校长。我离开学校前，一个同学告诉我：我母亲把我小时候的事情讲了两个小时。同学对我母亲的表现感到奇怪和略有不安，这表情和语气立即让我预感这个暑假要出事，只是没想到会在一个最不可能出事的时候出下面这么荒唐的事。

　　8月下旬我父母“请”我（实际上是强迫）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和单位里的好几家人一起去世外桃源旅游区，有个年轻男导游跟团。一路上我母亲不停地讲我如何优秀和“培养”我的体验。我没完全听清，但她的声音和表情都十分焦虑（愁眉苦脸地用紧张的声音赞颂自己的孩子如何优秀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这次旅行组织得很乱，到达的当天晚上住宿没安排好，晚餐时大家集体拒绝动筷子。最后到了旅馆，同去的人（我父母的同事）里，有两家各带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女孩。大家在前厅焦急地商量怎么住宿。这时导游指着我，当着我父母及两个女孩的父母等二三十人来了一句：考上北大的尖子生秋岸和两位小姑娘一起住，如何？气氛一下僵住。我不知所措，什么也没有说。我父母也什么都没说。当时没配手机——就算有，也捕捉不住如此突然的事件。我也没想到去投诉，再说已经很晚了。最后住宿还是解决了。进客房以后，我很不平地对我父母说：导游为什么这么说？然后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了我几句我已经记不清的话，我母亲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地大骂了我一顿。我父亲第二天还给我说了一句：你马上要出去读书了，（别人乱说话）这类事会常见……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在带着情绪沿石板路上坡，我父亲从我后面赶上来到我身边。此时我自然对这次旅行已经毫无兴趣了。返程中的一张照片上，我沉重的表情、迷乱的目光和紧张的姿势完全看不出考上北大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事件的一些细节无法还原，比如两个女孩家长的反应、导游在路上听见我母亲拿我炫耀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确定的是，导游的话固然不合适，但我父母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极大冲击了我对“家庭”的认知以及对自己作为一个准成年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估。自然，我也再没和他们一起长途旅行过。

　　我的家人一直拒绝我提世外桃源的事，一提就骂，朋友和咨询师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应却没有答案。那么，如果我父母换一种方式处理，比如哈哈大笑，后果会不同吗？一定会，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架空，因为从之前他们歇斯底里地宣传我、莫名发火或悲伤等表现来看，他们已经疯了，在疯狂状态下只会有疯狂的反应。这样说虽然失之宽泛和通俗，但可能是对于他们当时心态的唯一没有争议的描述。

　　另一方面，世外桃源事件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跟我一直缺乏安全感和对周边事物的掌控感可能有关。就是说，一个在安全的家庭中成长，有权决定自己考哪所高中、高中学什么、跟什么人来往等等的孩子，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拒绝伤害，所以在此事发生后应该不像我这么担忧。这个假设难以验证，因为后一个孩子的父母根本不会大骂无辜的孩子，根本不会在旅游车上愁眉苦脸地拿自己的孩子显摆，甚至根本不会强迫孩子去旅行。即使假设成立，未成年人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也是父母的责任。

　　如果以上讲述的事件不够清晰，那么我长话短说：一个刚从如前所述的学校环境中脱身的孩子在公众场合被开不适当的玩笑，父母不帮反骂。那么，他对父母还能有多少信任？他对参与社交活动还能有多少勇气？他会因求助不得而何等自卑？……比以上这些答案更紧要的是现实：我马上就要去上大学，必须在开始这段新生活之前尽可能修复已经危机四伏的内心。不过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十天了，而这十天与世外桃源之旅并无本质区别，仍然狂躁、闭塞，甚至加上了一些怪诞，令人窒息。

　　◆离开之前

　　我父亲的一个表兄弟或是堂兄弟当时在清阳经营酒店，给我父亲说他想虚构我临考前在他管理的酒店住过的故事，用“北大学子”的名头来招揽生意。我父亲似乎并不反感这种营销，而我不喜欢跟这种商人来往，这次只是焦头烂额到了没有精力去厌恶他，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操作的。我耳朵里充斥着家人“北大都是人精……你不行的……”之类的话。我赴北大前，我母亲执意带我去当地的批发市场给我买质量差、样式怪异的挎包、衣服和鞋。她苦着脸要我试穿。世外桃源的事情刚过去，我不愿和她出去。我几乎没有离开家，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处境。自己出去旅行放松自然免谈，我也没有机会跟朋友交流减压。如果说有什么交往，那就是按家人的要求跟北京的大姨多次打电话，请她之后多多照顾。和我父母点头之交的一个家庭的孩子和我考上了同一个系，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同学前、连这个同学的名字都没念流利的时候，便以一种如获至宝的语气告诉我：xx喜欢告密，你在大学里老实点。

　　◆生存：To be or not to be？

　　我相当清楚自己上大学前积累的种种缺陷。凭我的情况，在本科学习初期的压力本已肯定不小，而世外桃源事件及其后的一些事又带来了大量无意义的、无法转化为动力的压力，这一切很快造成了无情的后果。专业的实验课比重较高，我开学初的一次实验没做好，瘫在寝室床上脸朝墙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担心父母说的“你不行”这么快就应验了。北大人的荣耀和我不甘平庸的心理决定了我不能接受这个想法，不过我渴望找到弥补缺陷的方法并行之有效地完善自己。于是与过去的抗争便成了我大学四年的主题。

　　开学前两天我见到了大姨。她开场便冷冰冰地说：“你妈——那个人，对孩子总是管得太死，不愿放手。”我心里有了疙瘩。这不是因为我不同意大姨的话——事实上可能没人比我更了解细节，而是因为既然大姨对她妹妹有意见，那么无论表面文章如何，内心也不会对妹妹的孩子好到哪里去。后来，她一次次地摆架子和玩权术让我越发反感，而父母反复要我去找她。我以忙为借口提出不想再去她家，我父亲看出我和大姨之间有些“不和谐”（我预料到他能看出），但劝我忍受她的态度：“有位大师说过，壮年好说教。”我没有和大姨翻脸，但自行停止了来往。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亲这是曲解了钟书先生的《谈教训》，先生本主张戒随意教训人。他记错了原文，是否还有故意曲解的动机则不得而知。总之我大学毕业前，父母也和大姨闹翻了，原因据说是大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