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打人已成中共警察的职业习惯 (Read 132 times)

李吟霞与郝一泽母子二人，原本只想自食其力做个守法公民，不曾想，生活与中共的公检法缠在了一起，人生路拐进了看不到头的岔道。

自行车惹的祸
李吟霞的儿子郝一泽是拥有双学士学位的电子工程师。因为一连丢了三辆自行车，他把自行车锁在楼道栏杆上。2006年2月26日，邻居遛狗时，嫌自行车碍事，踹坏了自行车，郝一泽出来质问，头被打出一个大包，邻居称自己也受伤了。

后来他们得知，这位邻居是警察，“你是没和警察打过交道，抬手就打，这是（中共）警察的习惯性动作，他们打人已成职业习惯了。”李吟霞说道。

一年半后，2007年9月，郝一泽被提起公诉，罪名是“故意伤害”。李吟霞表示，这完全是对方利用关系整人，打郝一泽的这位邻居是交管局事故调查科科长，和武长顺关系很好，其儿子是某局长的司机。

2008年4月，案子原本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要求撤案，但天津红桥公安分局并未撤案，因为“刘克建局长发话了：‘娘俩不进去一个不撤案！’”，郝一泽在网上投书说。结果李吟霞在2009年8月份被拘留后，公安局才于2009年9月撤案。

后来，案子变得一团糟，牵涉多个政府权力机关：区公安分局、两个区检察院、两个区级法院、市中级法院、天津高级法院，还有政法委。

天津红桥区法院告诉郝一泽，“案子法院没判，你去找天津市红桥区检查院”；天津市红桥区检查院则说，“案子早就退到公安了，你找公安去。”；找公安，红桥公安分局不管，找到市局和公安部，都说，“要法院判决书，法院怎么判我们就让他们怎么执行”。

公安局告诉监控他们母子的人，郝一泽“被判一缓三”；派出所也到处说他“被判三缓三”；郝一泽到国家信访局查询到了在天津一中院的案件号，按照此案件号到一中院去查询，天津一中院告诉他：“被判了两年实刑，已执行完了”，可是一查被判刑人的名字，一中院的回答是：“这个案子判的是北辰区一个姓刘的人”。而且无论是哪种判决结果，郝一泽从未收到任何结案的法律文书。

“不要一分钱，只要求公检法三家依照刑事诉讼法补齐我的司法文书，还我一个公平，尽快让我和家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郝一泽在其博客中写道。

因为这宗案子，郝一泽数次被工作单位解聘，无法正常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过上正常的生活，母子二人辗转于各级公安局、各级检察院、各级法院、各级人大、信访与政法委反映问题，给区委书记下跪乞求，也给各级官员写信申诉。

一次，郝一泽去红桥区人大反映案情，警察随后也到了。 “四个警察两人提胳膊两人提腿，把我从四楼拖了出去，几个人把我高高地扔在地上，摔得我三个星期没起来床。” 郝一泽在博客上写道。

2008年1月14日，郝一泽按红桥区检察院的要求去那取一份“答复”，上楼时被法警拦住，郝一泽解释是门卫让他去五楼申诉科取材料，结果被法警从二楼推了下去，尾骨被摔残。他这边刚摔下楼，那边警车就到了，警察把他们母子二人带到西于庄派出所。

在派出所，“所长袁艺带领3个警察骂我母亲打我母亲，揪着我母亲防寒服的帽子转我母亲，转得我母亲头晕眼晕，防寒服的拉锁卡着我母亲的脖子，憋得我母亲连气都喘不上来，脖子全是血印，差点勒死了，至今嗓子还天天难受。警察又揪着我母亲的头发用脑袋撞墙，警察玩命用膝盖压我母亲的小腹，我母亲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尿血……”郝一泽写道。

2009年8月13日，李吟霞去天津市高级法院反映问题，法院的回答是：“案子我们管不了！拘你我们能做到，只要你有一口气我们就能把你送进拘留所，曹庄子拘留所的所长是从我们法院调去的！”

转天，李吟霞与一些有冤案在身的民众来到天津高院前，要求他们惩治腐败，依法办案，结果被抓到了拘留所。李吟霞被打得头和耳朵流血，高院的法官对上访的人高喊：“那个残疾人（指李吟霞）都被我们拘了，谁再来这我就拘谁。”

在拘留所，她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强迫做奴工插绢花，干不完不让吃饭。李吟霞有青光眼，视力不好，做出来的产品不合格，于是被罚蹲，一蹲几个小时，怎么求管教也不行。还让她两只手托著点燃的蜡烛，蜡烛泪不断地淌到手上，被烫出水泡。

“我特别能理解在监狱里招供的人，只要是人，没谁能抗过去。”八年过去，李吟霞心有余悸。

“判不了拖死你”
八年上访，问题没解决，“被打、被骂、被监控、被恐吓就是家常便饭了”,“居委会主任时常堵在楼门口坐着”，出门时总有人尾随其后。

上访多年的经历，让郝一泽发现，“国家信访制度就是一个大骗局，只要权力违法了，就交给信访保著。”

区政法委书记告诉郝一泽，他和谁联系，说什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在网上，他们全知道。这位书记甚至挑明了说：“判不了拖死你，爱哪告哪告去。”

后来，郝一泽在博客上悲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上访的路铺满了无数的冤魂和白骨。”

“在国外弄死你们，比在国内还容易”
再后来，就不只是监控了。

2015年9月28日，居委会来人骚扰。李吟霞表示，自己“打了一百多次110报警”，也没人理，警察告诉他们，居委会是政府的人，管不了，“让我们自己注意点”，李吟霞只能忍下。

“妈妈，我要出事，您得有思想准备。”第三次接到“活埋”的威胁后，郝一泽告诉李吟霞。

不想与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合有同样的遭遇，不明不白地被警察开枪打死，他们决定出国。

2015年10月末，李吟霞与郝一泽逃到泰国。

郝一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不料庇护申请却被拒了。

申请庇护被拒原属正常，毕竟不可能每一位申请人都获得庇护，但联合国难民署给他的拒绝理由，他们无法接受。郝一泽提出上诉，“要求查看面谈当天的录音录像”，他表示，联合国的拒批理由(c)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我根本也没说过。”郝一泽仍滞留在泰国。

李吟霞感觉他们被算计了，在泰国、在联合国难民署，总有中共国安特务的影子，“国安做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

难民申请被拒后不久，李吟霞的两张银行卡都取不出钱了，一张显示“密码错误”，另一张“信息不全”。

去泰国时，李吟霞带了两张银行卡：一张退休金卡，另一张存了十几万人民币。她确信是中共冻结了她的银行卡。“我退休这么多年，月月取工资，怎么可能记不住密码呢？”

银行卡被冻结，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想向亲戚求助，国内的亲戚也受到中共的恐吓，亲戚告诉她，“不要回国，回国会被抓”。她只得在街头捡废品卖维持生计。

后来，因为找不到适合存放废品的地方，废品也卖不成了。这时，李吟霞的青光眼又发作了。

2017年4月19日，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了机票，李吟霞去了马来西亚。4月26日，她向驻马来西亚的联合国难民署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

李吟霞表示，那天有很多人申请政治庇护，其他人当天都拿到了保护信，唯独她没有得到。中国翻译给她的解释是，“中国没有战争和饥荒，所以没有难民，更不接受政治庇护”，让她回去等。之后，她每天去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去询问，每次翻译都告诉她没可能。

在马来西亚的申请庇护的路也被堵死了。李吟霞在马来西亚街头乞讨，讨了一些钱留给在泰国的儿子后，回到大陆，她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但别无选择。

回国的几个月中，她几次被警察“请去喝茶”。国安警察得意地警告她：“在国外弄死你，比在国内还容易。”

2017年末，李吟霞辗转逃离中国来到海外。

一次审问中，李吟霞发现一件蹊跷事：国安警察的手里，竟然有泰国联合国难民署给他儿子郝一泽的拒批文件，她自己在马来西亚申请难民的材料也在国安警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