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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财新网观点:货币非国家化与比特币乌托邦 (Read 833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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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O2O消费商
法币只有某个国家的信用基础,即使美元这种硬通货,在发生危机时,至少美国政府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但是比特币,他的信用基础是全球性的。以前,所罗斯等金融大鳄对小国家的法币进行洗劫时,何等威风,但今后这种现象将不复存在了。当今后比特币已经深入到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后,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如量子对冲基金)想打压比特币,只要他手上有比特币,他自己也必然要受到损失;如果他手上没有任何比特币,因为比特币的深入人心,他所在的国家的人民手上有,他就必然投鼠忌器,害怕遭到本国人民的反抗,因此这种打压动机就无法产生或无法强烈起来。

因此,只要国家机器存在,比特币就不要想着替代法币(也不可能),但其出生的基因决定了今后必然是世界货币的代名词!一定是法币的重要补充!当务之急就是从技术层面与宣传层面尽快主动与政府建立对话机制。

延伸阅读:  https://bitcointalksearch.org/topic/btcpay86-553524  比特币实践中让传统货币理论失灵的十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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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司長見解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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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cked 媒体才是点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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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货币(法币)基础的确是国家信用,但现代货币出现也就百年时间,历史上的贵金属货币基础并非国家信用,未来的电子货币基础也不一定是国家信用,
二、法币存不存在和电子货币存不存在没什么关系,
三、和上一点一样,电子货币和法币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四、文章里说的是私人货币,和电子货币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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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bitgold
比特币是国家货币政策不可调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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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一种有更好属性的媒介,充当各个法币媒介的媒介。即使该媒介优秀属性不怎么全面,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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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哪里有什么不对,请厉害币友反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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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非国家化的理念及其货币制度设计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缺陷,实践中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盛松成:货币非国家化与比特币乌托邦



盛松成 翟春(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盛松成系司长。本文仅反映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所服务机构的意见。)


  今年初,拙文《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以比特币为例》(《中国金融》,2014年第1期)从货币的本质属性出发,揭示了比特币与货币的区别,指出比特币本质上不是货币。本文从现代货币发行基础、货币政策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等角度进一步论证比特币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实际上,比特币所体现的货币非国家化理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提出,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念也只是一种经济乌托邦思想而已。

  一、国家信用是现代货币发行的基础

  从货币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家信用是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基础。金属铸币流通时期,政府使用金、银、铜等金属铸造货币,以政府信用确保这些铸币具有准确的重量和十足的成色,避免了不同机构发行的、不同标准的铸币流通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便。在金属铸币流通后期,铸币的成色有所降低,乃至出现纸币,又经历金本位制的崩溃而使纸币的价值逐步脱离黄金,直至目前的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的价值不决定于任何商品的价值,而主要取决于通货发行方的信用。本位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这是本位币履行货币职能的价值基础。

  历史上,有些国家政府曾滥用货币发行权,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央行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引发了长期的恶性通胀,国家信用遭受极大损害,理论界掀起了关于央行独立性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经历经济“滞胀”的西方国家再次提出央行独立性的问题。此后,西方国家纷纷以立法形式赋予央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以保证央行履行物价稳定的职责。尽管理论界对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但不可辩驳的是,随着央行独立性的增强,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得到了较好控制,这些国家基本杜绝了恶性通胀。各国央行独立性的普遍提高增强了现代货币的信用基础。国家信用仍是现代货币发行的基础。
  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货币政策是央行通过对货币供应、银行信贷及市场利率等实施调节和控制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均衡的一系列措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广泛,与物价、收入、就业、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指标密切相关。正如凯恩斯所说,“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可见,现代货币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

  相对于同为总量调节手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微调功能更加明显。税收、国债及预算收支等财政政策手段在一定时期内一经确定就有相当的刚性,不能轻易变动,而货币政策则相对灵活。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常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变化,而货币当局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适时做出恰当的货币政策决策,以应对形势变化。

  当代各国中央银行无不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西方主要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印证了“货币政策至关重要”,人们对货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纷纷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运用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在战后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运用帮助西方国家走出萧条,并保持了20余年的经济繁荣。70年代后,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提价及西方各国经济体系内部矛盾的积累,各国普遍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政府相继采纳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开始重视货币政策,把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为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应对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典事例,也是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化解危机的最新实践。

  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与税务、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一样,是现代国家运行的基础,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态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就将始终存在。

  三、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一)现代货币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而比特币缺乏国家信用支撑,难以作为本位币履行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

  一是比特币自身没有价值,也没有国家信用支撑,不具备货币的价值基础,因而不能充当商品交换媒介。而充当商品交换媒介,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最基本的职能。

  二是由于没有法偿性和强制性,比特币的流通范围有限也不稳定,难以真正发挥流通支付手段的作用。

  三是比特币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很难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任何有自己的开采算法、遵循P2P协议、限量、无中心管制的数字“货币”都有可能取代比特币。既没有独特的自然属性,也没有法律赋予的排他性、独特性,比特币很容易被替代,难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而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二)数量规模设定了上限,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比特币的产生过程完全基于技术而非经济学原理,其上限数量和达到上限的时间已被技术上固定,即在2140年达到2100万数量上限。数量的有限性是很多人认为比特币优于其他虚拟货币,甚至可以媲美黄金的重要原因。但正是由于数量有限,比特币难以成为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交换媒介。
  若比特币成为本位币,有限的货币数量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矛盾将日益扩大,会引发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数量的有限性也限制了比特币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更容易成为投机对象而不是交换媒介。

  (三)缺少中央调节机制,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不相适应。

  没有集中发行和调节机构即所谓的“去中心化”是比特币的又一个特征,也被认为是比特币优于其他虚拟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以货币当局为核心的中央调节机制正是现代信用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比特币没有集中发行方,容易被过度炒作,引起价格大幅波动,而且货币当局也不可能通过改变比特币的供应来调节宏观经济,因此比特币无法满足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基本要求。

  四、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念并不可行

  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货币非国家化的思想。货币非国家化观点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金本位制及发达国家固定汇率制度相继被废除,央行在货币发行方面获得更多主动,但由于央行并不独立,货币发行易受政府干预,一些国家央行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西方各国普遍爆发严重通货膨胀。为控制通胀,理论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多种思想主张:一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强调控制货币数量。受此观点影响,各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加强央行独立性、引入货币政策规则、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等。二是哈耶克提出了货币非国家化的理念,其核心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哈耶克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允许若干私人发钞行各自发行不同通货并展开竞争。各发钞行以选定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稳定为目标调控各自通货的供应量。篮子商品的价格与通货的价值成反比,各通货之间的兑换比率随币值变化随时变化。哈耶克认为,在允许公众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公众会选择持有或使用币值稳定的通货,而抛弃币值不稳定的通货。因而对发钞业务的竞争促使各发钞行不断调整自己的通货供应量,以使该通货币值稳定,由此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

  然而,哈耶克所设想的非国家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不具备可操作性,他的货币非国家化理念也难以成为现实。哈耶克本人也承认,“这种方案也留下很多有待解决的难题,而我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

  (一)私人货币缺乏稳固的信用基础。

  一是非主权信用难以超越国家信用,以私人发钞行信用为基础的私人货币难以取代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家货币。信用货币时代,通货的价值以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为基础。国家主权信用一般高于国内任一机构的信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也遵循企业评级通常低于所在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则。历史上,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概率远大于一国中央政府破产的概率。20世纪90年代巴林银行破产,2008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AIG、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表明,大型金融机构也并不是“大而不能倒”。所以,以私人发钞行信用为基础的私人货币,难以取代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的国家货币。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私人发钞行的信用缺乏有效约束。哈耶克认为,人们会通过理性思考从若干彼此竞争的私人发钞行的通货中挑选币值稳定的货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自发约束发钞行的货币发行业务。然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早已打破了自由市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假设。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在现代金融领域表现更为普遍和突出。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金融信息,公众很难甄别更好的发钞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发钞行的信用也缺乏有效约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扩大自己的市场,受利润激励的发钞行可能会有意识地多投放货币而不易被公众察觉。由于缺乏有效约束,私人货币的信用基础并不稳固,因而私人货币体系不仅不能消除通胀隐患,而且私人货币不具备法偿性,公众的持币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二)同一经济体系中,不可能存在价值标准和兑换比例不相统一的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货币体系。

  一是货币价值标准不统一。哈耶克建议以一篮子商品价格作为货币价值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乐意或偏好选择的篮子商品不尽相同,同一商品对不同人群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因此不同人群会以不同的标准衡量同一通货的价值,于是人们货币选择的结果也会不同。货币价值标准的不统一及由此带来的货币兑换比例的不统一,会引起价格体系的紊乱和经济体系的混乱。

  二是多种通货同时流通,兑换比例随币值变化而随时变化将造成计价的不确定性,给经济活动带来不便和损失。在正常的、广泛的经济活动中,不同通货同时流通、兑换比率随时变化的设想并不现实。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最基本职能。便利、快捷、低成本,是对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基本要求,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尤其如此。在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且兑换比率随时可能波动的情况下,价值尺度的不统一将造成计价体系的紊乱,给经济交易、会计记账、经济计算等各种经济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和不确定性。这不仅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而且还可能造成经常性的兑换损失,使经济体系失去稳定和效率。

  (三)私人货币的调节机制存在缺陷,难以保持物价稳定。

  一是由于存在非发钞行的信用创造,发钞行难以控制整个货币供应量。显然,并非所有银行都能够发行自己的通货。在哈耶克的设想中,除发钞行外还存在大量不能发行自己通货的银行。这些非发钞行只能接受以发钞行通货表现的存款和授信。非发钞行的业务活动同样创造信用,却不受维持通货币值稳定的约束。发钞行也难以控制非发钞行的经营活动,因而仅凭发钞行不能有效控制整个货币供应量。

  二是发钞行难以应对大规模回赎和货币需求急剧增加。哈耶克设想,发钞行通过扩张或收缩自身的资产方业务实现货币供应量调节。正常情况下,发钞行的业务调整或许能满足货币供应量调节的需要,但一旦出现大规模回赎和货币需求急剧增加,发钞行将难以应对。如出现通货膨胀时,发钞行为维持本通货价值稳定,将不得不迅速撤出它的大量投资以回购自己发行的货币,或收缩其放贷活动。短期内,信贷尤其是中长期信贷规模难以快速收缩,发钞行只能主要依靠资产变现减少货币供给。如果多家发钞行都这么做,大量资产将难以迅速变现,金融市场也将剧烈波动。反之,当出现通货紧缩时,公众对该货币的需求可能急剧增加。为增加货币发行,发钞行需要迅速进行大量投资或增加放贷规模,这可能超出发钞行的业务调整能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货币增发的目标。

  三是仅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物价稳定。在哈耶克的设想中,一篮子商品价格的稳定是货币供应量调节的目标,货币供应量需要对篮子商品价格的任何变动立即做出反应。而事实上,货币供应量对不同商品价格的调节效果并不相同,如果商品篮子中包含其价格较少受货币供应量影响的商品,或者篮子商品价格的波动由偶然性因素引起,仅凭私人发钞行的货币供应调节就无法实现物价稳定。

  综上所述,货币非国家化的理念及其货币制度设计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缺陷,实践中也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一理念在沉寂四十多年后,由于比特币的出现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对信用货币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忧虑,对国际货币“锚”的渴求。尽管货币非国家化理念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并不可行,但它警示人们,国家宏观调控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各国央行应该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调控货币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要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消除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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