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能实现吗?专家这样说 (Read 277 times)
50块钱在内地不算事
在内地好像行不通
27年的香港廉政公署任职经历，让郭文纬的名字始终与香港的反贪反腐、廉政监督联系在一起。
卸任廉政公署副专员之后的十余年间，已经70岁的郭文纬，依旧在坚持这场“静默的革命”——行走各地，传授廉政经验。
5月10日，郭文纬现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厅，讲述香港反腐败经验与廉政公署要案分析。18时30分开始的讲座，他提前10分钟就来到现场调试PPT。身穿米色休闲西装，声音干脆，沟通之初，便礼貌地递上名片。
这是一张对折格式的名片。封面上的姓名旁边，印着“银紫荆星章、廉署卓越奖章、太平绅士”，名片的内页，用小字号印着数十个头衔，郭文纬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一生的荣耀，以及他传播廉政经验的足迹。
“香港廉署成立了24小时的举报中心，并且成立后备调查小组，随时采取行动，哪怕是举报人半夜三点来，都是开门接待的；无论何时打电话，都能接通。但是在内地，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24小时的举报中心。”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郭文纬坦言，内地反贪工作一直在进步，反贪腐的成果很卓越，但还可以再进一步。
谈1974年之前的香港：“妈妈曾带一大包硬币去生弟弟”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廉政公署，运行至今，“喝咖啡”成为协助廉署调查的符号。这也说明着公众对香港廉署的深刻认可。
郭文纬在廉署成立的第二年加入，曾担任执行处调查主任、处长等职务，牵头主办刘金宝、黄宏生、周正毅等重大贪腐案件，也历经廉署从起步到巅峰的诸多发展时刻。
“40多年前，我的弟弟在医院里面出生，我妈妈带着一大包硬币到产床上去，因为拜托护士和工作人员拿杯水、拿个药，都需要给小费，如果你不给，这杯水可能3个小时后才给你。”郭文纬说，40多年前，腐败已成为香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随后成功惩办葛柏案，并治理警察部门的集团式腐败，锻造出了香港廉署的“金字招牌”。
谈廉署反腐路径：“涉及贪腐有51%的机会被抓”
“廉政公署成功的秘诀就是推行‘三管齐下’反贪法，执法、预防和教育。”郭文纬讲起分享香港廉署的反贪腐经验时提到一个口号，在香港，“贪腐是一个高风险、低收入、低成果的罪行”。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能实现吗?专家这样说
“廉署向香港人传递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你要涉及贪腐，可能有51%的机会被抓。而且，就算只贪污几块钱，都可能被送上法庭。”郭文纬以香港近段时间的一个典型反腐案例来说明，“有个殡仪馆职员，向死者家属要了50块红包，随后被举报，廉署就对这个职员进行了调查，最后起诉，法庭判处其5个星期的监禁。”
而且，在香港，贪腐除了要承担监禁的刑罚之外，廉署还会对财产一追到底，令受贿罪完全没有机会享受财产。而且，在香港，廉署使不再接受贪腐的概念成为香港民众相关生活的一部分，超过70%的市民愿意实名举报，郭文纬说，“这是信心与决心的体现。”
【对话】
“廉署不存在‘制造案件’以求破案率问题”
澎湃新闻：超70%的香港民众会对贪腐进行实名举报，廉署是怎么确保举报人安全的？
郭文纬：香港廉署的内部保密制度做得很严密，除办案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涉入廉署案件内容，除非案件已经移交法庭，一旦发生泄密，将处以严重的刑罚，将面临监禁。而且，为了保密，廉署控制办案人员人数。
澎湃新闻：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是还有待加强？
郭文纬：的确，我在内地很多学校讲座，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会给学生开设廉政宣传课程。在香港，廉署会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廉署人员还会走进社区办防贪讲座，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大中学生则要接受“反贪个案齐探讨”的廉署课程。相对来看，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曾有前香港廉署工作人员指出廉署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为增加破案率及民众满意度，不惜“制造案件”去破案。廉署具有独立性，并且有着“一人之下”的权力，如何能保证对其制衡和监督？近年来实现了吗？
郭文纬：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廉署虽然是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且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但同时也有审查贪污案件委员会、独立投诉委员会、法院、立法会等诸多机构对廉署进行内外监督。
澎湃新闻：多年来，香港廉署的肃贪经验及模式内地可否复制，一直都是各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你怎么看？
郭文纬：不可完全复制，毕竟内地与香港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别，但是有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近期内地成立监察委员会试点，就是加强打击贪腐的独立性使其办案不受干扰，这就与香港廉政公署有相似之处。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难实现”
澎湃新闻：“收50元红包被调查”，这样的反贪腐强度，在内地能实现吗？
郭文纬：内地对于行贿受贿的数额设定了红线，而且为了降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量，平衡资源分配，程度较小的案件就会交给行政部门自行处理，所以“收50元红包会判刑”的情况，现在看来在内地可能不会实现。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零容忍。
但十八大之后，内地“打老虎、拍苍蝇”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成效也很明显。在“拍苍蝇”的问题上，我觉得可以加重对公职人员受贿的惩责，一旦有受贿行为，即便数额很少，也应该辞退。因为大“老虎”被抓，普通老百姓会感觉这与自己切身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如果一个小贩去举报公职人员要克扣他的钱财，反而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澎湃新闻：对于监察委，你有哪些建议？
郭文纬：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看出中央的反贪腐决心。但是基层贪腐分子对监察工作的骚扰需要被重视起来，因为越是基层的地方，人情关系就越是集中。所以监察委员会不应设置得级别过低，最好只在省、市一级设立，不建议设立在县和区。
澎湃新闻：内地的反贪腐工作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郭文纬：内地的法律以收受财富来概括受贿，而香港以利益来概括，这就意味着收受礼物、贷款、费用、报酬或佣金，聘用承诺或合约，服务或优待，都可算作受贿。比如官员要买房、买车，有人想对其行贿，就去想方设法帮忙拿最低的折扣，这是一种特权优待。另外，预防高官贪腐的方式，我觉得单靠教育是很难实现的，官员权力制衡制度的建立很重要，当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发生贪腐。
卸任廉政公署副专员之后的十余年间，已经70岁的郭文纬，依旧在坚持这场“静默的革命”——行走各地，传授廉政经验。
5月10日，郭文纬现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厅，讲述香港反腐败经验与廉政公署要案分析。18时30分开始的讲座，他提前10分钟就来到现场调试PPT。身穿米色休闲西装，声音干脆，沟通之初，便礼貌地递上名片。
这是一张对折格式的名片。封面上的姓名旁边，印着“银紫荆星章、廉署卓越奖章、太平绅士”，名片的内页，用小字号印着数十个头衔，郭文纬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一生的荣耀，以及他传播廉政经验的足迹。
“香港廉署成立了24小时的举报中心，并且成立后备调查小组，随时采取行动，哪怕是举报人半夜三点来，都是开门接待的；无论何时打电话，都能接通。但是在内地，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24小时的举报中心。”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郭文纬坦言，内地反贪工作一直在进步，反贪腐的成果很卓越，但还可以再进一步。
谈1974年之前的香港：“妈妈曾带一大包硬币去生弟弟”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廉政公署，运行至今，“喝咖啡”成为协助廉署调查的符号。这也说明着公众对香港廉署的深刻认可。
郭文纬在廉署成立的第二年加入，曾担任执行处调查主任、处长等职务，牵头主办刘金宝、黄宏生、周正毅等重大贪腐案件，也历经廉署从起步到巅峰的诸多发展时刻。
“40多年前，我的弟弟在医院里面出生，我妈妈带着一大包硬币到产床上去，因为拜托护士和工作人员拿杯水、拿个药，都需要给小费，如果你不给，这杯水可能3个小时后才给你。”郭文纬说，40多年前，腐败已成为香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随后成功惩办葛柏案，并治理警察部门的集团式腐败，锻造出了香港廉署的“金字招牌”。
谈廉署反腐路径：“涉及贪腐有51%的机会被抓”
“廉政公署成功的秘诀就是推行‘三管齐下’反贪法，执法、预防和教育。”郭文纬讲起分享香港廉署的反贪腐经验时提到一个口号，在香港，“贪腐是一个高风险、低收入、低成果的罪行”。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能实现吗?专家这样说
“廉署向香港人传递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你要涉及贪腐，可能有51%的机会被抓。而且，就算只贪污几块钱，都可能被送上法庭。”郭文纬以香港近段时间的一个典型反腐案例来说明，“有个殡仪馆职员，向死者家属要了50块红包，随后被举报，廉署就对这个职员进行了调查，最后起诉，法庭判处其5个星期的监禁。”
而且，在香港，贪腐除了要承担监禁的刑罚之外，廉署还会对财产一追到底，令受贿罪完全没有机会享受财产。而且，在香港，廉署使不再接受贪腐的概念成为香港民众相关生活的一部分，超过70%的市民愿意实名举报，郭文纬说，“这是信心与决心的体现。”
【对话】
“廉署不存在‘制造案件’以求破案率问题”
澎湃新闻：超70%的香港民众会对贪腐进行实名举报，廉署是怎么确保举报人安全的？
郭文纬：香港廉署的内部保密制度做得很严密，除办案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涉入廉署案件内容，除非案件已经移交法庭，一旦发生泄密，将处以严重的刑罚，将面临监禁。而且，为了保密，廉署控制办案人员人数。
澎湃新闻：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是还有待加强？
郭文纬：的确，我在内地很多学校讲座，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会给学生开设廉政宣传课程。在香港，廉署会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廉署人员还会走进社区办防贪讲座，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大中学生则要接受“反贪个案齐探讨”的廉署课程。相对来看，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曾有前香港廉署工作人员指出廉署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为增加破案率及民众满意度，不惜“制造案件”去破案。廉署具有独立性，并且有着“一人之下”的权力，如何能保证对其制衡和监督？近年来实现了吗？
郭文纬：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廉署虽然是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且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但同时也有审查贪污案件委员会、独立投诉委员会、法院、立法会等诸多机构对廉署进行内外监督。
澎湃新闻：多年来，香港廉署的肃贪经验及模式内地可否复制，一直都是各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你怎么看？
郭文纬：不可完全复制，毕竟内地与香港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别，但是有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近期内地成立监察委员会试点，就是加强打击贪腐的独立性使其办案不受干扰，这就与香港廉政公署有相似之处。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难实现”
澎湃新闻：“收50元红包被调查”，这样的反贪腐强度，在内地能实现吗？
郭文纬：内地对于行贿受贿的数额设定了红线，而且为了降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量，平衡资源分配，程度较小的案件就会交给行政部门自行处理，所以“收50元红包会判刑”的情况，现在看来在内地可能不会实现。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零容忍。
但十八大之后，内地“打老虎、拍苍蝇”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成效也很明显。在“拍苍蝇”的问题上，我觉得可以加重对公职人员受贿的惩责，一旦有受贿行为，即便数额很少，也应该辞退。因为大“老虎”被抓，普通老百姓会感觉这与自己切身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如果一个小贩去举报公职人员要克扣他的钱财，反而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澎湃新闻：对于监察委，你有哪些建议？
郭文纬：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看出中央的反贪腐决心。但是基层贪腐分子对监察工作的骚扰需要被重视起来，因为越是基层的地方，人情关系就越是集中。所以监察委员会不应设置得级别过低，最好只在省、市一级设立，不建议设立在县和区。
澎湃新闻：内地的反贪腐工作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郭文纬：内地的法律以收受财富来概括受贿，而香港以利益来概括，这就意味着收受礼物、贷款、费用、报酬或佣金，聘用承诺或合约，服务或优待，都可算作受贿。比如官员要买房、买车，有人想对其行贿，就去想方设法帮忙拿最低的折扣，这是一种特权优待。另外，预防高官贪腐的方式，我觉得单靠教育是很难实现的，官员权力制衡制度的建立很重要，当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发生贪腐。
Jump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