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7小时的囚禁后 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被老乡绑架撕票. (Read 236 times)
跟偶像剧很像的剧情，不错不错，还可以再进步。
中国人最擅长坑中国人。所以别相信什么同胞之情。能信任的只有父母
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王双兴
►“你只有二十秒时间。”
“什么？你，我，你让孙鹏把我生日说上来。咱俩守信誉吧，啊？”
这不是孙苍接到的第一个绑架者电话。但他对“20秒”倒计时仍然猝不及防，这位父亲有些语无伦次，不停重复着“什么？”
电话那端在读秒。
“十秒钟……八秒钟”对方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声音低沉、冷漠。孙苍抵挡不住地大口喘着粗气。
“3，2，1。”电话挂断。
孙苍意识到，儿子可能被撕票了。
加拿大时间2015年9月28日23点25分。
那一刻，孙苍已经无法换算加拿大和北京的时差，他只记得9月29日加拿大方面传来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孙鹏的尸体。
加拿大时间2017年2月21日，法官对这起绑架案做出了宣判。该案涉案至少8人，其中两人被判刑，分别是14年和7年。
22岁男孩孙鹏生命的最后轨迹全部被包裹在异国法庭3000多字的结案陈词里，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看似天经地义的“偿命”，不适用于7723公里之外的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度。
孙苍当年送孩子到加拿大，是觉得那里风景优美，治安又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生命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生命更是。
“爸爸，我被绑架了”
孙苍记不清他和绑架者之间通了多少次话，但他把其中6次录了音。
第一次通话是在温哥华时间2015年9月27日晚上8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28日中午12点半，孙苍正在位于北四环的自家公司上班。
电话那端，儿子孙鹏只说了一句：“爸爸，我被绑架了，他们拿枪顶着我的头呢！”
手机马上被另一个人拿走了，那是一个年轻而镇定的声音：“我把你的儿子绑了，我要1200万，你现在就给我打过来，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对方给了孙苍一个国内的银行账号，让他转完账把截图发到孙鹏的微信上，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紧接着接到电话的是孙鹏的母亲。她正在家里吃饭，恐怖的气氛里，儿子同样只有说一句话的机会，“妈妈，我被绑架了。”
事发的前一天是中秋节，孙鹏还与家人们视频聊天，父母都念叨着，明年中秋节鹏鹏就可以在家过了。
这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孙苍在改革开放后做建筑行业，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积累了财富。比财富更珍贵的是他35岁那年，儿子孙鹏出生。中关村第一小学、人大附中，孙鹏自幼读的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有一次，孙苍的朋友送来一只鲜活的甲鱼，小孙鹏哭着喊着要保住这只甲鱼的性命，后来家人特意来到京密引水渠，将甲鱼放生。
15岁时孙鹏就被送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在孙苍对儿子的规划中，从昆特兰理工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孙鹏就会回国继承家业。
在北京，经商多年的孙苍有足够的安全保护意识。选择枫叶之国作为儿子的进修地，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治安好，是个低犯罪率的国家。
可是在异国居住的第7年，22岁的儿子被另一群年轻人盯上了。
远在北京的惊慌失措的孙家人，不知道北温哥华的那幢房子里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始终被恐怖的电话缠绕着，一边不停重复着赎金，另一边不停想着“儿子的命”。
孙苍开始准备赎金。
开宾利车的男孩
在把孙鹏锁定为猎物之前，张天一与孙鹏的交集是中国老乡、异国邻居。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林市的一个社区里，每家都是独门独户的小楼，孙家和张家的房子隔着一条小街。孙鹏经常开着一辆白色宾利。
如果在中国，一辆宾利车的价格大多在200万元以上。但孙苍当时在加拿大为它支付的价钱要少得多，“家家都有车，主要是给他（孙鹏）妈妈开。”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鹏的妈妈在加拿大陪读，照顾儿子起居。
张天一则早早确定了移民的地位，他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并与母亲、弟弟定居温哥华。2013年他们成为邻居时，张天一21岁，孙鹏20岁。
两个人最热络的接触，是张天一去孙鹏家打游戏。此后不久，他们的关系慢慢疏远。
孙鹏当时的女友杨青青有点摸不清张天一的来路。每次张天一来家里玩，总会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电话里谈到“公司”、“生意”，虽然年纪轻轻，听起来却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渐渐地，孙鹏和杨青青发现张天一并未以真面目示人——与他们联络，他用的是微信小号，也从来不说自己在哪个大学读书。“后来发现他不诚实，从其他朋友嘴里证实他是在骗我们，满嘴跑火车。”
在加拿大的张天一个性张扬，他曾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的父亲是中国山西一位官员。一位朋友回忆，“他当时总说自己家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牛，背景很深”。
可自称“官二代”的张天一在温哥华有着特殊的“职业”。一位好友曾看到孙鹏开着免提接张天一的电话。张天一问，“我有一个地下赌局，可以给你一个高薪的工作，哥们儿你愿不愿意来？”孙鹏说对这个不感兴趣，果断给拒了。
之后为了方便上学，孙鹏与杨青青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公寓，搬离了别墅，自此与张天一断了联系。
2015年的夏天，两人在商场偶遇，张天一主动加回了孙鹏的微信，开始频繁地约孙鹏聚会、吃饭，对这个前邻居没有好感，孙鹏多次婉拒。
但2015年9月27日的这次邀约，孙鹏没有拒绝——张天一说，要给孩子办满月酒，孙鹏觉得这是好事，出于中国的礼节，还准备了礼物。
原本孙鹏也有拒绝赴约的理由。这天女友杨青青身体不舒服，孙鹏犹豫着要不要留在家照顾她。张天一听说后反应极大，说要开车来家里接他俩，并且还“诚心为每一位参加宴会的挚友送一部最新款手机”。
最终，孙鹏决定自己前往。
地下室囚禁
27日下午六点左右，他开着父亲2013年买的白色宾利，从位于里士满的公寓到了办满月酒的北温哥华。
极少见的，张天一在房子外面迎接他。
把礼物从车上拎下来交给张天一时，孙鹏对危险毫无察觉。他不知道，张天一的老婆怀孕39周，其实孩子还未出生；也不知道张天一那时一直在物色可以绑架的中国富人，而自己就是他与同谋选定的“猎物”。
记者获得了一份加拿大警方调查一年多后的该案结案陈词，报告显示，在孙鹏到达北温哥华的那间别墅之前，屋子里已经藏了一些人。
除张天一外，至少5名加拿大人先后参与了绑架。
一个人叫Jay，绑架的组织者。他提出了绑架富人获取赎金的想法，并找到张天一，让他物色那些来自中国富豪家庭的年轻人作为潜在的绑架目标。案发后他消失了。
还有一个人叫Hiscoe，该案的第二被告，他与张天一关系紧密，介绍了张天一和Jay认识。
事实上，孙鹏不是张天一第一个绑架的目标。
根据警方的调查，张天一和Hiscoe还曾参与了另一起案子。在孙鹏案发生前三周，他们找到一个在加拿大里士满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的中年男子，名叫高飞，以兑换货币为名，让高飞带着25万美元坐进了他的宝马X5，试图绑架时，高飞逃脱。
根据张天一律师对警方的讲述，还有一些人，张天一并不认识。
孙鹏进屋后没过多久，张天一就把他带到了地下室。藏在屋子各处的其他人都出来了，他们把孙鹏绑了起来。至于是谁主要绑的他，其他不知名的人究竟是谁，当时共有多少人，截至目前，加拿大警方还未调查出明确结果。
地下室一块塑料布的下面，盖着两把泰瑟枪，这种枪又被称为“电休克枪”，没有子弹，靠发射带电飞镖来攻击目标。还有一把手铐，一个装满塑料收紧带的背包。这种齿轮状的塑料收紧带，只能越拉越紧，没有办法松开。在加拿大，警方把它当作戒具使用。
被拿枪顶着头的孙鹏指望万里之外的父母能用钱保全他的性命。
急转直下
北温哥华和北京有16个小时的时差，两方靠着电话线在白天黑夜里周旋。
记者听到了所有的通话录音，接下来的交涉不像第一次的神秘而短促，但能感受到电话那端的狠辣。
“不要报警。”
“我只要钱，不要跟我玩什么把戏。”
“按我说的做，你家孩子会毫发无伤地走出这个门，如果不按我说的做，你家孩子就完蛋了。听到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孙家人先后将两笔钱转到绑架者指定的中国银行账户里，一共170万人民币（约34万加元）。这是警方提供的策略，让他们不要急着把钱都打过去，尽量拖延时间，为警方锁定他们提供条件。
孙家人只能选择相信警察，他们跟对方说筹钱需要时间，要分几笔钱打，男子急了，“半小时之内如果不给我打二百五（十万），我就割他一个手指头。”
这几乎是孙家人做不到的事，但与可能发生的惨状不同的是：半小时过了，孙家人没收到绑架者宣称的“儿子断指的照片”。
相反，说着中国话的绑架者，气势有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你觉得有问题吗？”
“你给我个时间。”
“能做到吗？”
赎金的数字，从七百万变成了一百万也要。
孙家人开始怀疑，孙苍要求对方，汇款之前要先和儿子再次通话，听听他的声音。
几经交涉，对方终于同意。电话里马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爸爸救救我，你把钱打给他吧。”仍然只是一句话，手机随即被抢走。
孙苍对儿子的声音熟悉极了，他确定那不是孙鹏。“你让他说出他姐姐的生日。”
“这是你们的暗号，我才不会上当。”电话那端传来愤怒的声音。
“那你让他说出我的生日也成。”孙苍步步紧逼。
这个时候，绑架者不再是命令与压迫式的恐吓，孙苍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恐惧，索要赎金的通话演变成一场理论。
绑架者甚至说出了“道德”，“我有我的道德原则，你有你的道德原则，我只要钱，我不是要人命……”
最后，对方给了孙苍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又撂下一句狠话“不打钱就要你儿子的命”，挂断了电话。
但孙苍并没有记下这个银行账号。如果说之前，因为持续给对方打钱而使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之后一次次试图听儿子声音的尝试都受挫，一种黑洞般的恐惧开始吞噬他。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儿子可能已经被“撕票”了。
同时还有一线生机：孙家人把与绑架者的通话录音发给了在加拿大的孙鹏女友杨青青，她立即认出了张天一的声音。
五万人民币
孙苍猜得没错，那时孙鹏已经去世了，他的尸体就在那辆白色的宾利车里。
家人们对此并不知情，在孙苍接最后几个电话时，孙鹏的母亲、姐姐、姐夫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了。
警方在结案陈词中显示，张天一自称他对孙鹏的死毫不知情。
张天一通过律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形：9月27日那天晚上，他短暂离开了囚禁孙鹏的地下室，到28日凌晨再回去时，只见孙鹏躺在地上，被一个绑架者用电击晕过去了，身上用塑料布盖着。他注意到，孙鹏已经一动不动了——死了。
从离家赴约到死亡，只有短短七个小时。
去世时，他的手脚都被绑着，头上和脸上几乎都被塑料收紧带覆盖了。尸检报告说，他死于窒息。因为有一根带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但张天一说，这根带子不是他弄的，他没有注意它的存在。
那种锯齿状的拉紧带，只要绑上去，就无法挣脱。它缠绕住孙鹏的脖子，慢慢扼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姐夫张泳是第一个见到他尸体的家人，他记得孙鹏的面目已经扭曲，脸呈红紫色，舌头外露，看起来死前经受过强烈的痛苦。
大约凌晨1点30分，张天一和另外两个绑架者把孙鹏的尸体从公寓移到了孙鹏的白色宾利的后备厢里，然后把车开到了北温哥华的韦林顿道900号附近。
凌晨2点之后，加拿大警方得到拦截许可，开始监听张天一的电话。这一天张天一和他的伙伴Hiscoe通了很多次电话，他们一直在商量要如何处理孙鹏留在宾利车里的遗体。Hiscoe又找到了两个加拿大年轻男子，20岁的Dyllan Green和18岁的JacobGorelik，让他们帮忙“移动一个包裹”。他们计划把孙鹏的尸体转移到张天一租来的一辆车上，再进行后续处理。
在他们频繁地给对方拨打电话时，那辆白色宾利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他们在那附近布控，监视了18个小时。也安排了便衣，装作在附近跑步的行人。守到29日凌晨三点，终于等到了四人的到来。
韦林顿道900号附近，那辆白色宾利已经在路边停了一整天。
静谧的夜色里，一辆黑色的宝马X5和一辆雪佛兰先后开到它边上。雪佛兰的驾驶者小心地把车的尾部对着白色宾利的尾部。四个年轻男子下了车。一个中国面孔，另外三个是加拿大人。
他们打开白色宾利的后备厢，眼前是一块防水布，里面包着什么东西，结结实实塞满了整个空间。四个人试图抱起这个“包裹”，把它转移到雪佛兰的后备厢里去。
就在这时，守候多时的警察从四面涌出，四个年轻人被当场控制。
被捕后的第二天，加拿大警方申请到对张天一家的搜查令，发现在整个案子中，他分到了9800加元，也就是大概五万人民币。
它们被温哥华当地媒体拍到，报道的大标题上出现了关键词“富二代”、“炫富”、“顶级名车”。而由于隔着遥远的时空，以及孙鹏家属的缄默，并没有中国媒体关注到此事。
张天一的痕迹
案发后，由于加拿大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制度，张天一的个人信息并未对公众披露，连孙鹏的家人对此都不知情——他们从没见过张天一本人，也没见过他在加拿大的母亲、弟弟，以及他口中的“官员父亲”。
我们只能根据身边朋友的讲述拼凑出他的信息：他1992年5月出生，出国前在山西太原生活，曾在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短暂就读，后来到加拿大，根据他在人人网及微博上填写的资料，他在加拿大就读于西蒙弗雷泽大学。
在中国的登记系统里，他自己独占一户，籍贯为山西应县，没有同户人员。他口中的“官员父亲”成谜。
在太原，他也属于开超级跑车的孩子。一位朋友回忆，张天一在太原开的车也是百万以上，出手阔绰。他的圈子里，都是爱开跑车的人。但另一位校友则称，张天一“能说会道，特别会帮人家洗脑、爱说谎、虚荣心强。”他曾谎称能帮同学办出国，每人收三五万块钱，结果事没办好，钱也没退，只好逃到了温哥华。
没人知道他在加拿大过着怎样的日子。但通过他和他妻子李雅然的微博，可以看到他常给妻子送礼物，都是爱马仕、LV、卡地亚等名牌。
案发后，警察上门找到李雅然，李雅然称自己对案子一无所知。新京报记者在微博私信她，李雅然回复，他们并非夫妻，随即清空了两人的所有微博。在张天一被抓14天后，他们的孩子出生，现在已经快一岁半了。她在一个网站上上传过孩子的照片。
如果说孙鹏和张天一有什么共同过的爱好，那估计就是跑车了。孙鹏跟朋友介绍张天一时提起，张天一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跑车的照片。
好友李欣怡知道孙鹏喜欢车，他会去关注和谈论，但圈子里的朋友们都觉得“男孩子嘛，喜欢车很正常”。
“网上那些评价，富二代啊炫富啊，我接受不了，因为他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人。”李欣怡说，虽然出生在十分富裕的家庭，但孙鹏本身对奢侈品、名牌和挥霍的生活没有兴趣。他出事后，老友们整理遗物，还找出一双初中时他们一起买的耐克球鞋，他穿了好多年。
一级谋杀？
在该案的一年多的调查、审理过程中，案情多次反转。
最初，张天一作为第一被告人，被控四项罪名，分别是绑架、一级谋杀、绑架勒索赎金和对尸体不敬。孙家人在与加拿大警方沟通时，警方曾在2016年3月和11月向他们确认，张天一被判一级谋杀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今年2月，该案公开宣判前，检方与张天一方达成一致，只承认较轻的误杀罪，非法拘禁和勒索。据现行法例，误杀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但一般会被判囚四至十五年，视乎案情而定。
2017年2月21日，在北温哥华高院，法院宣判张天一获刑十四年。
根据加拿大法律，在宣判前，嫌犯出庭时可以自由挑选所着衣物。张天一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
而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总是穿着红色的无领囚衣出现，有时是真人，有时是在拘留所的视频转播。他的头发、胡须都比此前要长。
在北温哥华省法院窄小的法庭里，黑袍白领的法官问他，你是张天一吗？他回答是。然后开始全程沉默，听着中文传译为他翻译法官和律师的发言。庭审结束时，再说一句OK。每每如此。他的家人也从未在庭上出现过。
孙家的代理律师郭靖说，张天一行使了他的沉默权，在几十次提审中，他几乎没说过话。他拒绝陈述一切事情，包括当时别墅内的情况、同案犯的情况等，只通过律师释放了少量信息。而西方法律尊重嫌疑人的权利，他不说，就无法强迫他。
没有口供，加拿大警察只能通过通话录音等少量的信息，进行漫长而困难的取证。他们无法知道封闭的地下室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张天一释放的信息是否真实，以及其他同案犯到底是谁，现在在哪儿。“这个案子本身为什么说孙家的人极度地失望，因为警方他的能力是有限的。”郭靖解释。
“明明是他接近孙鹏，找他去别墅，打电话敲诈，搬运尸体，这都不能判他一级谋杀吗？”从“一级谋杀”到“误杀”，在另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里，孙家人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反转。
但根据加拿大法律，“一级谋杀”必须是精心策划的预谋杀人。只有确定张天一在策划绑架时就想置孙鹏于死地，才能判断他是“一级谋杀”。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点，那就只能是“误杀”。根据他们的无罪推论精神，一切疑点的利益都属于被告。
因此加拿大警方在结案陈词中写道，他们最终认定，张天一并没有动手杀孙鹏，也不希望他被杀，但张天一确实把孙鹏送到了最终动手的那个杀手手里，并且谋杀发生时，他在场。在孙鹏死亡之后，张天一和其他人一起移动了孙鹏的尸体，试图使自己与罪行绝缘。
飞赴温哥华的孙鹏父母对此毫无办法，富人的体面、国内的经验在这里都失效了。他们只能一次次面见加拿大警方、检察官，整天急躁地讨论，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他们从来没见过张天一，这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切都是陌生的。事发后，他们早把那辆白色宾利卖了，当初买给孙鹏的别墅，他们也计划马上卖了。
这个案件中，参与策划、绑架、运尸等过程的，还有7名加拿大籍男子。
另一疑犯Hiscoe目前也与检方达成了一致，承认绑架罪。在联合协议里，警方和他的律师都接受七年的有期徒刑。同案犯20岁的Dyllan Green及18岁的Jacob Gorelik，因为声称自己对搬运东西为何物并不知情，已经被检方撤销控罪。
直到宣判当天，还有至少四个涉案人员，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下落。
►“你只有二十秒时间。”
“什么？你，我，你让孙鹏把我生日说上来。咱俩守信誉吧，啊？”
这不是孙苍接到的第一个绑架者电话。但他对“20秒”倒计时仍然猝不及防，这位父亲有些语无伦次，不停重复着“什么？”
电话那端在读秒。
“十秒钟……八秒钟”对方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声音低沉、冷漠。孙苍抵挡不住地大口喘着粗气。
“3，2，1。”电话挂断。
孙苍意识到，儿子可能被撕票了。
加拿大时间2015年9月28日23点25分。
那一刻，孙苍已经无法换算加拿大和北京的时差，他只记得9月29日加拿大方面传来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孙鹏的尸体。
加拿大时间2017年2月21日，法官对这起绑架案做出了宣判。该案涉案至少8人，其中两人被判刑，分别是14年和7年。
22岁男孩孙鹏生命的最后轨迹全部被包裹在异国法庭3000多字的结案陈词里，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看似天经地义的“偿命”，不适用于7723公里之外的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度。
孙苍当年送孩子到加拿大，是觉得那里风景优美，治安又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生命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生命更是。
“爸爸，我被绑架了”
孙苍记不清他和绑架者之间通了多少次话，但他把其中6次录了音。
第一次通话是在温哥华时间2015年9月27日晚上8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28日中午12点半，孙苍正在位于北四环的自家公司上班。
电话那端，儿子孙鹏只说了一句：“爸爸，我被绑架了，他们拿枪顶着我的头呢！”
手机马上被另一个人拿走了，那是一个年轻而镇定的声音：“我把你的儿子绑了，我要1200万，你现在就给我打过来，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对方给了孙苍一个国内的银行账号，让他转完账把截图发到孙鹏的微信上，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紧接着接到电话的是孙鹏的母亲。她正在家里吃饭，恐怖的气氛里，儿子同样只有说一句话的机会，“妈妈，我被绑架了。”
事发的前一天是中秋节，孙鹏还与家人们视频聊天，父母都念叨着，明年中秋节鹏鹏就可以在家过了。
这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孙苍在改革开放后做建筑行业，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积累了财富。比财富更珍贵的是他35岁那年，儿子孙鹏出生。中关村第一小学、人大附中，孙鹏自幼读的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有一次，孙苍的朋友送来一只鲜活的甲鱼，小孙鹏哭着喊着要保住这只甲鱼的性命，后来家人特意来到京密引水渠，将甲鱼放生。
15岁时孙鹏就被送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在孙苍对儿子的规划中，从昆特兰理工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孙鹏就会回国继承家业。
在北京，经商多年的孙苍有足够的安全保护意识。选择枫叶之国作为儿子的进修地，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治安好，是个低犯罪率的国家。
可是在异国居住的第7年，22岁的儿子被另一群年轻人盯上了。
远在北京的惊慌失措的孙家人，不知道北温哥华的那幢房子里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始终被恐怖的电话缠绕着，一边不停重复着赎金，另一边不停想着“儿子的命”。
孙苍开始准备赎金。
开宾利车的男孩
在把孙鹏锁定为猎物之前，张天一与孙鹏的交集是中国老乡、异国邻居。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林市的一个社区里，每家都是独门独户的小楼，孙家和张家的房子隔着一条小街。孙鹏经常开着一辆白色宾利。
如果在中国，一辆宾利车的价格大多在200万元以上。但孙苍当时在加拿大为它支付的价钱要少得多，“家家都有车，主要是给他（孙鹏）妈妈开。”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鹏的妈妈在加拿大陪读，照顾儿子起居。
张天一则早早确定了移民的地位，他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并与母亲、弟弟定居温哥华。2013年他们成为邻居时，张天一21岁，孙鹏20岁。
两个人最热络的接触，是张天一去孙鹏家打游戏。此后不久，他们的关系慢慢疏远。
孙鹏当时的女友杨青青有点摸不清张天一的来路。每次张天一来家里玩，总会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电话里谈到“公司”、“生意”，虽然年纪轻轻，听起来却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渐渐地，孙鹏和杨青青发现张天一并未以真面目示人——与他们联络，他用的是微信小号，也从来不说自己在哪个大学读书。“后来发现他不诚实，从其他朋友嘴里证实他是在骗我们，满嘴跑火车。”
在加拿大的张天一个性张扬，他曾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的父亲是中国山西一位官员。一位朋友回忆，“他当时总说自己家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牛，背景很深”。
可自称“官二代”的张天一在温哥华有着特殊的“职业”。一位好友曾看到孙鹏开着免提接张天一的电话。张天一问，“我有一个地下赌局，可以给你一个高薪的工作，哥们儿你愿不愿意来？”孙鹏说对这个不感兴趣，果断给拒了。
之后为了方便上学，孙鹏与杨青青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公寓，搬离了别墅，自此与张天一断了联系。
2015年的夏天，两人在商场偶遇，张天一主动加回了孙鹏的微信，开始频繁地约孙鹏聚会、吃饭，对这个前邻居没有好感，孙鹏多次婉拒。
但2015年9月27日的这次邀约，孙鹏没有拒绝——张天一说，要给孩子办满月酒，孙鹏觉得这是好事，出于中国的礼节，还准备了礼物。
原本孙鹏也有拒绝赴约的理由。这天女友杨青青身体不舒服，孙鹏犹豫着要不要留在家照顾她。张天一听说后反应极大，说要开车来家里接他俩，并且还“诚心为每一位参加宴会的挚友送一部最新款手机”。
最终，孙鹏决定自己前往。
地下室囚禁
27日下午六点左右，他开着父亲2013年买的白色宾利，从位于里士满的公寓到了办满月酒的北温哥华。
极少见的，张天一在房子外面迎接他。
把礼物从车上拎下来交给张天一时，孙鹏对危险毫无察觉。他不知道，张天一的老婆怀孕39周，其实孩子还未出生；也不知道张天一那时一直在物色可以绑架的中国富人，而自己就是他与同谋选定的“猎物”。
记者获得了一份加拿大警方调查一年多后的该案结案陈词，报告显示，在孙鹏到达北温哥华的那间别墅之前，屋子里已经藏了一些人。
除张天一外，至少5名加拿大人先后参与了绑架。
一个人叫Jay，绑架的组织者。他提出了绑架富人获取赎金的想法，并找到张天一，让他物色那些来自中国富豪家庭的年轻人作为潜在的绑架目标。案发后他消失了。
还有一个人叫Hiscoe，该案的第二被告，他与张天一关系紧密，介绍了张天一和Jay认识。
事实上，孙鹏不是张天一第一个绑架的目标。
根据警方的调查，张天一和Hiscoe还曾参与了另一起案子。在孙鹏案发生前三周，他们找到一个在加拿大里士满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的中年男子，名叫高飞，以兑换货币为名，让高飞带着25万美元坐进了他的宝马X5，试图绑架时，高飞逃脱。
根据张天一律师对警方的讲述，还有一些人，张天一并不认识。
孙鹏进屋后没过多久，张天一就把他带到了地下室。藏在屋子各处的其他人都出来了，他们把孙鹏绑了起来。至于是谁主要绑的他，其他不知名的人究竟是谁，当时共有多少人，截至目前，加拿大警方还未调查出明确结果。
地下室一块塑料布的下面，盖着两把泰瑟枪，这种枪又被称为“电休克枪”，没有子弹，靠发射带电飞镖来攻击目标。还有一把手铐，一个装满塑料收紧带的背包。这种齿轮状的塑料收紧带，只能越拉越紧，没有办法松开。在加拿大，警方把它当作戒具使用。
被拿枪顶着头的孙鹏指望万里之外的父母能用钱保全他的性命。
急转直下
北温哥华和北京有16个小时的时差，两方靠着电话线在白天黑夜里周旋。
记者听到了所有的通话录音，接下来的交涉不像第一次的神秘而短促，但能感受到电话那端的狠辣。
“不要报警。”
“我只要钱，不要跟我玩什么把戏。”
“按我说的做，你家孩子会毫发无伤地走出这个门，如果不按我说的做，你家孩子就完蛋了。听到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孙家人先后将两笔钱转到绑架者指定的中国银行账户里，一共170万人民币（约34万加元）。这是警方提供的策略，让他们不要急着把钱都打过去，尽量拖延时间，为警方锁定他们提供条件。
孙家人只能选择相信警察，他们跟对方说筹钱需要时间，要分几笔钱打，男子急了，“半小时之内如果不给我打二百五（十万），我就割他一个手指头。”
这几乎是孙家人做不到的事，但与可能发生的惨状不同的是：半小时过了，孙家人没收到绑架者宣称的“儿子断指的照片”。
相反，说着中国话的绑架者，气势有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你觉得有问题吗？”
“你给我个时间。”
“能做到吗？”
赎金的数字，从七百万变成了一百万也要。
孙家人开始怀疑，孙苍要求对方，汇款之前要先和儿子再次通话，听听他的声音。
几经交涉，对方终于同意。电话里马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爸爸救救我，你把钱打给他吧。”仍然只是一句话，手机随即被抢走。
孙苍对儿子的声音熟悉极了，他确定那不是孙鹏。“你让他说出他姐姐的生日。”
“这是你们的暗号，我才不会上当。”电话那端传来愤怒的声音。
“那你让他说出我的生日也成。”孙苍步步紧逼。
这个时候，绑架者不再是命令与压迫式的恐吓，孙苍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恐惧，索要赎金的通话演变成一场理论。
绑架者甚至说出了“道德”，“我有我的道德原则，你有你的道德原则，我只要钱，我不是要人命……”
最后，对方给了孙苍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又撂下一句狠话“不打钱就要你儿子的命”，挂断了电话。
但孙苍并没有记下这个银行账号。如果说之前，因为持续给对方打钱而使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之后一次次试图听儿子声音的尝试都受挫，一种黑洞般的恐惧开始吞噬他。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儿子可能已经被“撕票”了。
同时还有一线生机：孙家人把与绑架者的通话录音发给了在加拿大的孙鹏女友杨青青，她立即认出了张天一的声音。
五万人民币
孙苍猜得没错，那时孙鹏已经去世了，他的尸体就在那辆白色的宾利车里。
家人们对此并不知情，在孙苍接最后几个电话时，孙鹏的母亲、姐姐、姐夫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了。
警方在结案陈词中显示，张天一自称他对孙鹏的死毫不知情。
张天一通过律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形：9月27日那天晚上，他短暂离开了囚禁孙鹏的地下室，到28日凌晨再回去时，只见孙鹏躺在地上，被一个绑架者用电击晕过去了，身上用塑料布盖着。他注意到，孙鹏已经一动不动了——死了。
从离家赴约到死亡，只有短短七个小时。
去世时，他的手脚都被绑着，头上和脸上几乎都被塑料收紧带覆盖了。尸检报告说，他死于窒息。因为有一根带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但张天一说，这根带子不是他弄的，他没有注意它的存在。
那种锯齿状的拉紧带，只要绑上去，就无法挣脱。它缠绕住孙鹏的脖子，慢慢扼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姐夫张泳是第一个见到他尸体的家人，他记得孙鹏的面目已经扭曲，脸呈红紫色，舌头外露，看起来死前经受过强烈的痛苦。
大约凌晨1点30分，张天一和另外两个绑架者把孙鹏的尸体从公寓移到了孙鹏的白色宾利的后备厢里，然后把车开到了北温哥华的韦林顿道900号附近。
凌晨2点之后，加拿大警方得到拦截许可，开始监听张天一的电话。这一天张天一和他的伙伴Hiscoe通了很多次电话，他们一直在商量要如何处理孙鹏留在宾利车里的遗体。Hiscoe又找到了两个加拿大年轻男子，20岁的Dyllan Green和18岁的JacobGorelik，让他们帮忙“移动一个包裹”。他们计划把孙鹏的尸体转移到张天一租来的一辆车上，再进行后续处理。
在他们频繁地给对方拨打电话时，那辆白色宾利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他们在那附近布控，监视了18个小时。也安排了便衣，装作在附近跑步的行人。守到29日凌晨三点，终于等到了四人的到来。
韦林顿道900号附近，那辆白色宾利已经在路边停了一整天。
静谧的夜色里，一辆黑色的宝马X5和一辆雪佛兰先后开到它边上。雪佛兰的驾驶者小心地把车的尾部对着白色宾利的尾部。四个年轻男子下了车。一个中国面孔，另外三个是加拿大人。
他们打开白色宾利的后备厢，眼前是一块防水布，里面包着什么东西，结结实实塞满了整个空间。四个人试图抱起这个“包裹”，把它转移到雪佛兰的后备厢里去。
就在这时，守候多时的警察从四面涌出，四个年轻人被当场控制。
被捕后的第二天，加拿大警方申请到对张天一家的搜查令，发现在整个案子中，他分到了9800加元，也就是大概五万人民币。
它们被温哥华当地媒体拍到，报道的大标题上出现了关键词“富二代”、“炫富”、“顶级名车”。而由于隔着遥远的时空，以及孙鹏家属的缄默，并没有中国媒体关注到此事。
张天一的痕迹
案发后，由于加拿大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制度，张天一的个人信息并未对公众披露，连孙鹏的家人对此都不知情——他们从没见过张天一本人，也没见过他在加拿大的母亲、弟弟，以及他口中的“官员父亲”。
我们只能根据身边朋友的讲述拼凑出他的信息：他1992年5月出生，出国前在山西太原生活，曾在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短暂就读，后来到加拿大，根据他在人人网及微博上填写的资料，他在加拿大就读于西蒙弗雷泽大学。
在中国的登记系统里，他自己独占一户，籍贯为山西应县，没有同户人员。他口中的“官员父亲”成谜。
在太原，他也属于开超级跑车的孩子。一位朋友回忆，张天一在太原开的车也是百万以上，出手阔绰。他的圈子里，都是爱开跑车的人。但另一位校友则称，张天一“能说会道，特别会帮人家洗脑、爱说谎、虚荣心强。”他曾谎称能帮同学办出国，每人收三五万块钱，结果事没办好，钱也没退，只好逃到了温哥华。
没人知道他在加拿大过着怎样的日子。但通过他和他妻子李雅然的微博，可以看到他常给妻子送礼物，都是爱马仕、LV、卡地亚等名牌。
案发后，警察上门找到李雅然，李雅然称自己对案子一无所知。新京报记者在微博私信她，李雅然回复，他们并非夫妻，随即清空了两人的所有微博。在张天一被抓14天后，他们的孩子出生，现在已经快一岁半了。她在一个网站上上传过孩子的照片。
如果说孙鹏和张天一有什么共同过的爱好，那估计就是跑车了。孙鹏跟朋友介绍张天一时提起，张天一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跑车的照片。
好友李欣怡知道孙鹏喜欢车，他会去关注和谈论，但圈子里的朋友们都觉得“男孩子嘛，喜欢车很正常”。
“网上那些评价，富二代啊炫富啊，我接受不了，因为他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人。”李欣怡说，虽然出生在十分富裕的家庭，但孙鹏本身对奢侈品、名牌和挥霍的生活没有兴趣。他出事后，老友们整理遗物，还找出一双初中时他们一起买的耐克球鞋，他穿了好多年。
一级谋杀？
在该案的一年多的调查、审理过程中，案情多次反转。
最初，张天一作为第一被告人，被控四项罪名，分别是绑架、一级谋杀、绑架勒索赎金和对尸体不敬。孙家人在与加拿大警方沟通时，警方曾在2016年3月和11月向他们确认，张天一被判一级谋杀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今年2月，该案公开宣判前，检方与张天一方达成一致，只承认较轻的误杀罪，非法拘禁和勒索。据现行法例，误杀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但一般会被判囚四至十五年，视乎案情而定。
2017年2月21日，在北温哥华高院，法院宣判张天一获刑十四年。
根据加拿大法律，在宣判前，嫌犯出庭时可以自由挑选所着衣物。张天一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
而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总是穿着红色的无领囚衣出现，有时是真人，有时是在拘留所的视频转播。他的头发、胡须都比此前要长。
在北温哥华省法院窄小的法庭里，黑袍白领的法官问他，你是张天一吗？他回答是。然后开始全程沉默，听着中文传译为他翻译法官和律师的发言。庭审结束时，再说一句OK。每每如此。他的家人也从未在庭上出现过。
孙家的代理律师郭靖说，张天一行使了他的沉默权，在几十次提审中，他几乎没说过话。他拒绝陈述一切事情，包括当时别墅内的情况、同案犯的情况等，只通过律师释放了少量信息。而西方法律尊重嫌疑人的权利，他不说，就无法强迫他。
没有口供，加拿大警察只能通过通话录音等少量的信息，进行漫长而困难的取证。他们无法知道封闭的地下室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张天一释放的信息是否真实，以及其他同案犯到底是谁，现在在哪儿。“这个案子本身为什么说孙家的人极度地失望，因为警方他的能力是有限的。”郭靖解释。
“明明是他接近孙鹏，找他去别墅，打电话敲诈，搬运尸体，这都不能判他一级谋杀吗？”从“一级谋杀”到“误杀”，在另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里，孙家人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反转。
但根据加拿大法律，“一级谋杀”必须是精心策划的预谋杀人。只有确定张天一在策划绑架时就想置孙鹏于死地，才能判断他是“一级谋杀”。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点，那就只能是“误杀”。根据他们的无罪推论精神，一切疑点的利益都属于被告。
因此加拿大警方在结案陈词中写道，他们最终认定，张天一并没有动手杀孙鹏，也不希望他被杀，但张天一确实把孙鹏送到了最终动手的那个杀手手里，并且谋杀发生时，他在场。在孙鹏死亡之后，张天一和其他人一起移动了孙鹏的尸体，试图使自己与罪行绝缘。
飞赴温哥华的孙鹏父母对此毫无办法，富人的体面、国内的经验在这里都失效了。他们只能一次次面见加拿大警方、检察官，整天急躁地讨论，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他们从来没见过张天一，这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切都是陌生的。事发后，他们早把那辆白色宾利卖了，当初买给孙鹏的别墅，他们也计划马上卖了。
这个案件中，参与策划、绑架、运尸等过程的，还有7名加拿大籍男子。
另一疑犯Hiscoe目前也与检方达成了一致，承认绑架罪。在联合协议里，警方和他的律师都接受七年的有期徒刑。同案犯20岁的Dyllan Green及18岁的Jacob Gorelik，因为声称自己对搬运东西为何物并不知情，已经被检方撤销控罪。
直到宣判当天，还有至少四个涉案人员，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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