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险资举牌在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两年搅起的阵阵腥风血雨依然让人心有余悸。险资举牌带来的可直接观察到的变化之一是，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发生改变，从原来第一大股东是国资，转变为现在第一大股东为民资。这为我们观察第一大股东性质转变带来的相关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场景。
我们首先看宝能系从2015年开始举牌的万科。在宝能系举牌之前，国资背景的华润是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经过多次举牌和拉锯，截至2016年年底，民资背景的宝能系钜盛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万科A股股份约28.04亿股，占比25.40%，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今年1月从华润手中受让，目前持股15.31%的地方国企背景的深圳地铁成为万科第二大股东。按照实践通常采用的对第一大股东性质的界定标准，这意味着万科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已经从国有转为民营。
我们再看同样是由宝能系通过举牌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南玻A。长期以来，国资背景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一直是南玻A的第一大股东，但由于缺乏实际控制人，从2015年开始，宝能系旗下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南玻A第一大股东。这意味着通过在二级市场增持，又一家原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转变为非国有。我们看到，以往花大力气开展的国企改制通过在二级市场举牌轻松地实现了。
事实上，利用国泰安公司数据进行的一个简单统计表明，从1998年到2016年，上市公司发生“第一大股东性质变更”共计2139家次。其中通过“二级市场股份增减”实现的第一大股东变更共有186家次。特别是，从2014年以来，平均每年都有37家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减实现第一大股东性质的变更。
这一陡然增加的频率与同期险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频频举牌不无关系。在所有这些第一大股东变更中，既有第一大股东相同性质之间的转化（例如，原来的第一大股东是国有，变更后第一大股东依然是国有，或者原来的第一大股东是非国有，变更后第一大股东依然是非国有），也有第一大股东不同性质之间的转化（例如，原来的第一大股东是国有，变更后第一大股东变为非国有，或者原来的第一大股东是非国有，变更后第一大股东变为国有）。如果我们考察在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中更为关注的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变更情况，从开始有相关统计数据的2003年到2016年，资本市场共发生了2558起实际控制人变更，其中从实际控制人国有性质转为非国有性质共628家，占到全部变更的25%。
Topic: 同被宝能举牌 万科和南玻A的结局为何截然不同？ (Read 201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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