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 一群被傻逼忽悠的小白。
你怎么不问下你们领袖柴~@玲 那时候干什么去了？领袖跑的比兔子还快。现在还在美国潇洒呢 哈哈
Topic: 拒絕遺忘－－全球各地紀念六*四２５週年 - page 4. (Read 12341 times)
“堪比1989——只是远比当年严重”
六四25周年当天，《南德意志报》认为目前中国过激的民族主义、无尽的物质主义、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都要追溯到那个夜晚，并发问：“中共还会有另一个25年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6月4日发表社论《堪比1989--只是远比当年严重》（Wie 1989 - nur viel schlimmer）。文章开头提及中国官媒新华网英文版2月底发表的一篇直指日本的文章《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南德意志报》指出：
"中共并不是一概反对纪念。他们只有在涉及到自身罪行时，才会下令遗忘，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是有关别人的罪行，如日本人或欧洲殖民国的，他们就要求民众牢记在心："勿忘国耻！"特别是永远不要忘记能让你们强大的只有共产党。这是他们过去20年里的颂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强烈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洗脑的一部分。
共产党得逞了。1989年，中共几近要在数百万的民众前低头了，而如今，若以党员费为标准，该党则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政党：每十秒就有一个新成员入党，该党拥有的党员数（8500万）超过德国人口。"
《南德意志报》的社论继续写道：
"年轻的中国人也在排队入党。他们真是信奉共产主义？才不是呢。党员证是事业的保障，分一口羹的前提条件。这也是1989年的遗产之一：当初的理想主义给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让道。回眸过去才能了解中国为何是现在这个样子。过激的民族主义、无尽的物质主义、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所有这些都要追溯到那一个今天迎来25周年的夜晚，以及共产党之后让人服软的行为。
发财致富吧，但是要闭嘴。这是1989年后的交易，而且效果持久。许多1989年那场运动以及其遭遇血腥镇压过程的见证者后来都成为政府最忠诚的追随者。他们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中国如今的繁荣要归功于当年坦克的功劳。
中共还会有另一个25年吗？不想枉下定论。但是共产党与人民的交易已不再坚固如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开放，政治镇压一如既往、甚至每况愈下--这绝非长久之计。1989年人们走上街头反对的所有弊端：腐败、滥用权力、差距变大，现如今远比当年严重。再加上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真正的改革遥遥无期。
两年来，中共领导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人民承诺了更多的经济改革，也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镇压。人们长久以来以为，中共领导人因为处理内政问题已焦头烂额，所以不会在外交领域冒险。但是如今已不再如此。可能正是因为国内的矛盾日益激烈，共产党领导人才要在家门口以沙文主义的姿态示人。"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在结尾处又重提开头的那篇新华社文章：
"习近平做着大国梦。也许他应该阅读一些他的宣传员所写的东西。新华社的文章中评论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污点'，则既不能了解自我也无法在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
"中国的恐惧"
《柏林报》4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中国的 恐惧》（Chinas Angst）。文章作者写道：
"中国的网络普遍较慢。最近几天登陆不少网页印入眼帘的多半是：'无法显示该网页'。审查部门主要封锁了谷歌的服务，因为共产党显然是害怕谷歌搜索引擎突然显示'天安门'三个字，甚至从各个角度展示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残忍的大屠杀。翻墙软件最近都不好使了。电脑会突然死机。
共产党至今依旧紧握对25年前那场事件的解释权。他们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搜索'1989年'？不能接受！纪念死者？不能接受！作为记者约见见证人？也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逻辑和其行为一般诡异：也不说明什么不能说。因此官员们认为他们软禁作家、拘捕活动人士、禁止遇难者家属发声都是在理的。中国政府提到的令中国强大的自信在哪里？封锁谷歌服务再次显示了共产党的软弱。共产党所称的不具任何力量的少数人正威胁到其根基，即无限权力。"
摘编：安静
责编：李京慧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http://www.dw.de/%E5%A0%AA%E6%AF%941989%E5%8F%AA%E6%98%AF%E8%BF%9C%E6%AF%94%E5%BD%93%E5%B9%B4%E4%B8%A5%E9%87%8D/a-17683491
六四25周年当天，《南德意志报》认为目前中国过激的民族主义、无尽的物质主义、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都要追溯到那个夜晚，并发问：“中共还会有另一个25年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6月4日发表社论《堪比1989--只是远比当年严重》（Wie 1989 - nur viel schlimmer）。文章开头提及中国官媒新华网英文版2月底发表的一篇直指日本的文章《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南德意志报》指出：
"中共并不是一概反对纪念。他们只有在涉及到自身罪行时，才会下令遗忘，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是有关别人的罪行，如日本人或欧洲殖民国的，他们就要求民众牢记在心："勿忘国耻！"特别是永远不要忘记能让你们强大的只有共产党。这是他们过去20年里的颂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强烈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洗脑的一部分。
共产党得逞了。1989年，中共几近要在数百万的民众前低头了，而如今，若以党员费为标准，该党则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政党：每十秒就有一个新成员入党，该党拥有的党员数（8500万）超过德国人口。"
《南德意志报》的社论继续写道：
"年轻的中国人也在排队入党。他们真是信奉共产主义？才不是呢。党员证是事业的保障，分一口羹的前提条件。这也是1989年的遗产之一：当初的理想主义给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让道。回眸过去才能了解中国为何是现在这个样子。过激的民族主义、无尽的物质主义、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所有这些都要追溯到那一个今天迎来25周年的夜晚，以及共产党之后让人服软的行为。
发财致富吧，但是要闭嘴。这是1989年后的交易，而且效果持久。许多1989年那场运动以及其遭遇血腥镇压过程的见证者后来都成为政府最忠诚的追随者。他们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中国如今的繁荣要归功于当年坦克的功劳。
中共还会有另一个25年吗？不想枉下定论。但是共产党与人民的交易已不再坚固如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开放，政治镇压一如既往、甚至每况愈下--这绝非长久之计。1989年人们走上街头反对的所有弊端：腐败、滥用权力、差距变大，现如今远比当年严重。再加上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真正的改革遥遥无期。
两年来，中共领导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人民承诺了更多的经济改革，也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镇压。人们长久以来以为，中共领导人因为处理内政问题已焦头烂额，所以不会在外交领域冒险。但是如今已不再如此。可能正是因为国内的矛盾日益激烈，共产党领导人才要在家门口以沙文主义的姿态示人。"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在结尾处又重提开头的那篇新华社文章：
"习近平做着大国梦。也许他应该阅读一些他的宣传员所写的东西。新华社的文章中评论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污点'，则既不能了解自我也无法在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
"中国的恐惧"
《柏林报》4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中国的 恐惧》（Chinas Angst）。文章作者写道：
"中国的网络普遍较慢。最近几天登陆不少网页印入眼帘的多半是：'无法显示该网页'。审查部门主要封锁了谷歌的服务，因为共产党显然是害怕谷歌搜索引擎突然显示'天安门'三个字，甚至从各个角度展示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残忍的大屠杀。翻墙软件最近都不好使了。电脑会突然死机。
共产党至今依旧紧握对25年前那场事件的解释权。他们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搜索'1989年'？不能接受！纪念死者？不能接受！作为记者约见见证人？也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逻辑和其行为一般诡异：也不说明什么不能说。因此官员们认为他们软禁作家、拘捕活动人士、禁止遇难者家属发声都是在理的。中国政府提到的令中国强大的自信在哪里？封锁谷歌服务再次显示了共产党的软弱。共产党所称的不具任何力量的少数人正威胁到其根基，即无限权力。"
摘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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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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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美就“六四”25周年分别发表声明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援助事务专员克里斯托弗•施特雷塞尔（Christoph Strässer）就"六四"25周年发表声明："我们今天纪念天安门广场上25年前发生的悲惨事件，纪念民主运动的遇难者。同时我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六四' 在押者。
近来，又有家属、学者和其他纪念六四死者以及参与六四讨论会的人士被捕，我对此表示遗憾。我要求中国释放这些 记者、维权人士和家属。
我的任务包括和中国进行定期且深入的人权对话，人权对话是我们和中国多种关系的一部分。我已经向我的中国对话伙伴发出来德邀请，以继续进行我们之间有关所有重要话题的对话。"
白宫的声明
白宫周三也就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表声明称: "25年前，美国对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和平示威者的声音遭到暴力压制感到震惊。25年后的今天，美国继续 怀念天安门广场内外和中国全国各地那些献出了生命的人，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就那些被打死、拘捕或失踪的人做出交待。 "
声明指出"美国将永远支持天安门广场抗议者所寻求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中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中都包含的这些自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宣扬的价值。"
白宫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国人民和政府欢迎中国过去30年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并珍惜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良好关系。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明确我们之间的分歧，敦促中国政府保障所有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
来源：路透社/天主教新闻通讯社/法新社 编译：安静
责编：李京慧
http://www.dw.de/%E5%BE%B7%E7%BE%8E%E5%B0%B1%E5%85%AD%E5%9B%9B25%E5%91%A8%E5%B9%B4%E5%88%86%E5%88%AB%E5%8F%91%E8%A1%A8%E5%A3%B0%E6%98%8E/a-17683735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援助事务专员克里斯托弗•施特雷塞尔（Christoph Strässer）就"六四"25周年发表声明："我们今天纪念天安门广场上25年前发生的悲惨事件，纪念民主运动的遇难者。同时我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六四' 在押者。
近来，又有家属、学者和其他纪念六四死者以及参与六四讨论会的人士被捕，我对此表示遗憾。我要求中国释放这些 记者、维权人士和家属。
我的任务包括和中国进行定期且深入的人权对话，人权对话是我们和中国多种关系的一部分。我已经向我的中国对话伙伴发出来德邀请，以继续进行我们之间有关所有重要话题的对话。"
白宫的声明
白宫周三也就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表声明称: "25年前，美国对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和平示威者的声音遭到暴力压制感到震惊。25年后的今天，美国继续 怀念天安门广场内外和中国全国各地那些献出了生命的人，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就那些被打死、拘捕或失踪的人做出交待。 "
声明指出"美国将永远支持天安门广场抗议者所寻求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中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中都包含的这些自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宣扬的价值。"
白宫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国人民和政府欢迎中国过去30年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并珍惜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良好关系。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明确我们之间的分歧，敦促中国政府保障所有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
来源：路透社/天主教新闻通讯社/法新社 编译：安静
责编：李京慧
http://www.dw.de/%E5%BE%B7%E7%BE%8E%E5%B0%B1%E5%85%AD%E5%9B%9B25%E5%91%A8%E5%B9%B4%E5%88%86%E5%88%AB%E5%8F%91%E8%A1%A8%E5%A3%B0%E6%98%8E/a-17683735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读完这句我笑了
向徐將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敬禮！中國人民將永遠記住您！ 
发这样的帖子是想btt被墙么，发帖之前动点脑子 行吗 
the world can not obey your so-called chinese 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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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值得收藏
纽约时报：38军军长宁死不遵命内幕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4/06/201406041522.shtml#.U47dw3J_tzo
纽约时报：38军军长宁死不遵命内幕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煳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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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4/06/201406041522.shtml#.U47dw3J_tzo
纽约时报：38军军长宁死不遵命内幕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煳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瑞典笔会、德国大赦国际等人权团体在三号、四号举办纪念六四大型活动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http://boxun.com/news/gb/intl/2014/06/201406041226.shtml#.U466KXJ_tzo
六月三号晚上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纪念六四大型活动。六月四号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大赦国际等将在柏林中国使馆前举办纪念活动。
很少有人想到，今年在欧洲和德国各地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活动比五年前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规模和形式，还要广泛。从六月一号开始展开的各类活动，六月三号进入高潮。
记者获悉，三号晚上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将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一个大型的，以作家为主的纪念晚会。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廖亦武先生、旅居英国的作家马建先生都会参加这个晚会。为此，记者三号上午电话采访了已经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马建先生。
马建先生首先对记者说，“这次瑞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谈一下关于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想法。因为瑞典这个地方毕竟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比较敏感的地方。”
马建说，他将在会上围绕他创作出版的有关六四题材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他关于纪念六四的想法。“《北京植物人》因为这本书我从头到尾写的是关于北京天安门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当然是以文学的方式。在演讲过程中我也会放映一些关于六四的照片，特别是有一些照片的拍摄者现在还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中。我也会谈一下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写这本书我发现很多流亡在外的作家们都没有做，甚至参与天安门广场过程的整个作家都没做。因为中国作家的队伍是我亲眼见过的。我当时还拍了一些照片，作家队伍中有余华，还有已经去世的力虹，很多很多人。这很可怕！你看，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道德低下都是从六月四日那一天开始的。”
据记者了解，这次晚会，廖亦武将配合六四的音像，现场吹箫表达对六四的纪念。瑞典笔会将宣布授予正在狱中及被关押的高瑜和刘荻荣誉会员。座谈将会为本来邀请与会的高瑜女士和徐友渔教授摆放空椅子，让人们关注他们的现状。
六月三号，德国大赦国际发布两个关于六四的新闻网页专题，谴责中共六四暴行和时下继续采取的残酷镇压，并且同时谴责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在六四问题表现出来的虚伪、麻木。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宣布，六月四号当天将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前举行静坐示威，及六四图片展。
（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吴晶）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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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号晚上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纪念六四大型活动。六月四号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大赦国际等将在柏林中国使馆前举办纪念活动。
很少有人想到，今年在欧洲和德国各地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活动比五年前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规模和形式，还要广泛。从六月一号开始展开的各类活动，六月三号进入高潮。
记者获悉，三号晚上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将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一个大型的，以作家为主的纪念晚会。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廖亦武先生、旅居英国的作家马建先生都会参加这个晚会。为此，记者三号上午电话采访了已经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马建先生。
马建先生首先对记者说，“这次瑞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谈一下关于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想法。因为瑞典这个地方毕竟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比较敏感的地方。”
马建说，他将在会上围绕他创作出版的有关六四题材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他关于纪念六四的想法。“《北京植物人》因为这本书我从头到尾写的是关于北京天安门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当然是以文学的方式。在演讲过程中我也会放映一些关于六四的照片，特别是有一些照片的拍摄者现在还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中。我也会谈一下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写这本书我发现很多流亡在外的作家们都没有做，甚至参与天安门广场过程的整个作家都没做。因为中国作家的队伍是我亲眼见过的。我当时还拍了一些照片，作家队伍中有余华，还有已经去世的力虹，很多很多人。这很可怕！你看，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道德低下都是从六月四日那一天开始的。”
据记者了解，这次晚会，廖亦武将配合六四的音像，现场吹箫表达对六四的纪念。瑞典笔会将宣布授予正在狱中及被关押的高瑜和刘荻荣誉会员。座谈将会为本来邀请与会的高瑜女士和徐友渔教授摆放空椅子，让人们关注他们的现状。
六月三号，德国大赦国际发布两个关于六四的新闻网页专题，谴责中共六四暴行和时下继续采取的残酷镇压，并且同时谴责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在六四问题表现出来的虚伪、麻木。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宣布，六月四号当天将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前举行静坐示威，及六四图片展。
（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吴晶）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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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4/06/201406040732.shtml#.U46oYHJ_tzo
他的一张男儿孤身挡坦克的照片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标志。摄影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由此改变。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坦克人"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杰夫·怀登：6月5日的早上，也就是镇压过去后的一天。我从纽约的美联社得到指示，让我试图拍一些军队占领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考虑到 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接近广场的制高点就是北京饭店了。我当时骑着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从站岗士兵身边混了过去。在一个美国大学生的帮助下，我偷偷地溜进了饭店，并从5楼的一个凉台上用800mm的长焦拍摄了一些挺清晰的照片。当时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还有一个 意外的收获--"坦克人"。
您觉得这位"坦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就卷入六四的人。他的女朋友也许在暴乱中被打死，或者受伤了。我觉得他受够了一切，然后走到街上看见开来的坦克，也没有多替自己着想，只是想让别人能体会到他的感受。
您如何看待他的行为？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令人震惊。所有的人都说他很有勇气，我同意。但有些时候我在琢磨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他因为朋友或亲戚被杀害而感到沮丧，那一刻他所想的就不是他自己。也许他只是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的损失更重要。
您觉得，他被4个人拉走后，命运如何？
杰夫·怀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些人肯定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六四过去20年后，杰夫·怀登又来到北京
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杰夫·怀登：没有人愿意上街。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6月3日那天，我的脑袋不幸被示威者投掷的一个砖块击中，我当时以为我会死。
当后来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开过来，车上士兵开枪射击时，我也害怕得要死。我像一个受惊吓的女中学生一样一路跑到一条胡同里，但跑到一半，就气喘吁吁的必须停下来一会儿。我当时想："我不行了，快要死了。"这是我在那几天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最后，我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大门。他们终于让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停地瑟瑟发抖，浑身摇晃。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但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亲身在最前方经历冲突。您在有潜在危机的环境下工作的感觉如何？
杰夫·怀登：这些年来，我报道了超过100个国家的内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我一直喜欢害怕的感觉，并去一些吓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被子弹瞄中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
您拍"坦克人"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些什么？
杰夫·怀登：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要毁了我的构图。然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我猜想他可能要被杀死。但是他没有，然后我就决定换上双倍的长焦镜头，因为这一切发生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惊人的体验。
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幕？
杰夫·怀登：我当时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世界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我一直都没太把它当回事儿，直到美国在线（AOL）将它和登月以及德国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照片一并选为全世界最著名的10张照片。我当时看到后感觉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您对这张照片仍然在中国被禁有何看法？
杰夫·怀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不出来澄清这件事情。当时冲突双方都有错，这是无法蒙蔽任何人的事情。这张照片现在仍然被禁，真很滑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
只要有寻求真相的欲望，就会找到它。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悲剧发生后，牵扯其中的国家都站出来，赔礼道歉，并展望未来。但中国政府看来却不愿这么做。不过，也许有一天会发生。
"坦克人"的这张照片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杰夫·怀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福也是祸。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也想让人们因为你的其他作品而知道你，并不是就因为那一张走运拍下来的照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得到认可。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这张照片确实为我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帮助，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拍完这张照片的杰夫·怀登没有想到，20年后会在这条大街上遇见自己的妻子。
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认识了科琳娜（Corinna）。BBC让我飞去北京拍摄一部关于镇压20周年的纪录片时，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坐在街边的德国女人。
我和她聊了起来，最后在暴雨中走进了一家老茶馆。大约过了5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并于一年后在夏威夷檀香山完婚。如果在当时的流血镇压发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20年后会在同样的地方结识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不会相信他。
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杰夫·怀登：眼前，我正在为一个意大利的摄影作品展做准备。同时，我还计划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我为美联社在曼谷工作的经历，另外一本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事情让我能忙一阵的。完事儿后再看看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人物简介：杰夫·怀登是一名美国摄影记者。他拍摄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让他获得了1990年普利策奖的最终提名。怀登目前在德国汉堡从事自由职业。
采访：Gabriel Domínguez 编译：任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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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张男儿孤身挡坦克的照片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标志。摄影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由此改变。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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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怀登：6月5日的早上，也就是镇压过去后的一天。我从纽约的美联社得到指示，让我试图拍一些军队占领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考虑到 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接近广场的制高点就是北京饭店了。我当时骑着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从站岗士兵身边混了过去。在一个美国大学生的帮助下，我偷偷地溜进了饭店，并从5楼的一个凉台上用800mm的长焦拍摄了一些挺清晰的照片。当时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还有一个 意外的收获--"坦克人"。
您觉得这位"坦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就卷入六四的人。他的女朋友也许在暴乱中被打死，或者受伤了。我觉得他受够了一切，然后走到街上看见开来的坦克，也没有多替自己着想，只是想让别人能体会到他的感受。
您如何看待他的行为？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令人震惊。所有的人都说他很有勇气，我同意。但有些时候我在琢磨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他因为朋友或亲戚被杀害而感到沮丧，那一刻他所想的就不是他自己。也许他只是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的损失更重要。
您觉得，他被4个人拉走后，命运如何？
杰夫·怀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些人肯定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六四过去20年后，杰夫·怀登又来到北京
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杰夫·怀登：没有人愿意上街。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6月3日那天，我的脑袋不幸被示威者投掷的一个砖块击中，我当时以为我会死。
当后来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开过来，车上士兵开枪射击时，我也害怕得要死。我像一个受惊吓的女中学生一样一路跑到一条胡同里，但跑到一半，就气喘吁吁的必须停下来一会儿。我当时想："我不行了，快要死了。"这是我在那几天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最后，我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大门。他们终于让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停地瑟瑟发抖，浑身摇晃。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但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亲身在最前方经历冲突。您在有潜在危机的环境下工作的感觉如何？
杰夫·怀登：这些年来，我报道了超过100个国家的内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我一直喜欢害怕的感觉，并去一些吓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被子弹瞄中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
您拍"坦克人"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些什么？
杰夫·怀登：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要毁了我的构图。然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我猜想他可能要被杀死。但是他没有，然后我就决定换上双倍的长焦镜头，因为这一切发生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惊人的体验。
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幕？
杰夫·怀登：我当时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世界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我一直都没太把它当回事儿，直到美国在线（AOL）将它和登月以及德国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照片一并选为全世界最著名的10张照片。我当时看到后感觉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您对这张照片仍然在中国被禁有何看法？
杰夫·怀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不出来澄清这件事情。当时冲突双方都有错，这是无法蒙蔽任何人的事情。这张照片现在仍然被禁，真很滑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
只要有寻求真相的欲望，就会找到它。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悲剧发生后，牵扯其中的国家都站出来，赔礼道歉，并展望未来。但中国政府看来却不愿这么做。不过，也许有一天会发生。
"坦克人"的这张照片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杰夫·怀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福也是祸。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也想让人们因为你的其他作品而知道你，并不是就因为那一张走运拍下来的照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得到认可。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这张照片确实为我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帮助，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拍完这张照片的杰夫·怀登没有想到，20年后会在这条大街上遇见自己的妻子。
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认识了科琳娜（Corinna）。BBC让我飞去北京拍摄一部关于镇压20周年的纪录片时，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坐在街边的德国女人。
我和她聊了起来，最后在暴雨中走进了一家老茶馆。大约过了5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并于一年后在夏威夷檀香山完婚。如果在当时的流血镇压发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20年后会在同样的地方结识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不会相信他。
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杰夫·怀登：眼前，我正在为一个意大利的摄影作品展做准备。同时，我还计划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我为美联社在曼谷工作的经历，另外一本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事情让我能忙一阵的。完事儿后再看看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人物简介：杰夫·怀登是一名美国摄影记者。他拍摄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让他获得了1990年普利策奖的最终提名。怀登目前在德国汉堡从事自由职业。
采访：Gabriel Domínguez 编译：任琛 (博讯 boxun.com)
六四临近 北京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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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5周年之日，中国当局严控可能导致“失控”的因素，北京警方不但拘押维权人士，还全面管控公共场所。
北京警方最新拘押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籍华裔艺术家郭建。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星期一报道，和郭建的艺术圈朋友收到他发出的两条短信，称自己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的画廊被警方带走。此后郭建在与朋友通话时表示，他“可能会在六月十五日之后才能离开警察局”。
美联社也报道说，郭建被拘捕很可能和他上星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有关1989年六四事件的采访有关。郭建出生在贵州，17岁加入中国军队，退伍后在北京学习艺术期间，正逢1989年六四镇压。在接受采访中，他透露了当年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有报道说，郭建正在创作一个与六四有关的作品，是一个由重量为160公斤肉馅覆盖的大型北京天安门广场立体模型，这可能是他受到北京警方拘留的原因。
报道说，六月一日北京警方拘押了一位法国记者，原因是他在大街上访问民众对六四的看法。他签下保证书后获释。此外，北京当局要求所有外地进北京的大巴乘客都要出示身份证件。一些在北京高校读书的外籍学生被要求在六月三号和四号两天参加中国官方提供的免费旅游，离开北京。
中国大陆网络作者刘先生透露，中国政府认定今年六四期间会有大事发生，“有文件，就说国外敌对势力和民运，要在六四二十五年期间制造事端，劝大家别去北京，呆在家里。”
近来，中国当局已经拘捕了多名与纪念六四有关的人士，包括：北京学者徐友渔、维权律师浦志强等人，警方指控他们“寻衅滋事”。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几天前也被警方带走。曾在今年2月份祭奠赵紫阳的多名律师和市民，也被警方已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包括：于世文、陈卫夫妇、石玉、侯帅、董广平、方言、邵晟东、常伯阳和姬来松等人。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敏感词过滤和封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一些与六四有关的字句、数字都被过滤。
在美国的中国评论人士伍凡表示，目前中国当局完全处于惊弓之鸟的状况，
“共产党继承了前几代留下来的罪恶，现在要发酵了。现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有人号召重返天安门，他们被吓破了胆。”
中国的刘先生认为，六四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期，今年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当局的恐惧远远超过往年，“现在正好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也挺严重的，就是动乱因素很多，所以现在当局也特别害怕。”
美国国会几天前通过有关天安门屠杀的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上周，欧盟也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加强打压维权律师和人权工作者表示关注。
伍凡认为，从各种迹象看，北京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以反恐名义动员数十万人加强控制，证明当局正对稳定局势缺乏信心。
（记者：高山 责编：嘉华）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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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4/06/201406041229.shtml#.U46leHJ_tzo
六四25周年之日，中国当局严控可能导致“失控”的因素，北京警方不但拘押维权人士，还全面管控公共场所。
北京警方最新拘押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籍华裔艺术家郭建。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星期一报道，和郭建的艺术圈朋友收到他发出的两条短信，称自己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的画廊被警方带走。此后郭建在与朋友通话时表示，他“可能会在六月十五日之后才能离开警察局”。
美联社也报道说，郭建被拘捕很可能和他上星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有关1989年六四事件的采访有关。郭建出生在贵州，17岁加入中国军队，退伍后在北京学习艺术期间，正逢1989年六四镇压。在接受采访中，他透露了当年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有报道说，郭建正在创作一个与六四有关的作品，是一个由重量为160公斤肉馅覆盖的大型北京天安门广场立体模型，这可能是他受到北京警方拘留的原因。
报道说，六月一日北京警方拘押了一位法国记者，原因是他在大街上访问民众对六四的看法。他签下保证书后获释。此外，北京当局要求所有外地进北京的大巴乘客都要出示身份证件。一些在北京高校读书的外籍学生被要求在六月三号和四号两天参加中国官方提供的免费旅游，离开北京。
中国大陆网络作者刘先生透露，中国政府认定今年六四期间会有大事发生，“有文件，就说国外敌对势力和民运，要在六四二十五年期间制造事端，劝大家别去北京，呆在家里。”
近来，中国当局已经拘捕了多名与纪念六四有关的人士，包括：北京学者徐友渔、维权律师浦志强等人，警方指控他们“寻衅滋事”。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几天前也被警方带走。曾在今年2月份祭奠赵紫阳的多名律师和市民，也被警方已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包括：于世文、陈卫夫妇、石玉、侯帅、董广平、方言、邵晟东、常伯阳和姬来松等人。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敏感词过滤和封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一些与六四有关的字句、数字都被过滤。
在美国的中国评论人士伍凡表示，目前中国当局完全处于惊弓之鸟的状况，
“共产党继承了前几代留下来的罪恶，现在要发酵了。现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有人号召重返天安门，他们被吓破了胆。”
中国的刘先生认为，六四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期，今年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当局的恐惧远远超过往年，“现在正好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也挺严重的，就是动乱因素很多，所以现在当局也特别害怕。”
美国国会几天前通过有关天安门屠杀的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上周，欧盟也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加强打压维权律师和人权工作者表示关注。
伍凡认为，从各种迹象看，北京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以反恐名义动员数十万人加强控制，证明当局正对稳定局势缺乏信心。
（记者：高山 责编：嘉华）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博讯 boxun.com)
六四薪火 代代相传:专访天安门母亲新发言人尤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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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4日 转载)
六四薪火 代代相传:专访天安门母亲新发言人尤维洁
尤维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呼吁当局就六四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美国之音）
在“六四”２５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曾经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天安门母亲”群体，再次呼吁中国当局说出真相，拒绝谎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今年被软禁在无锡老家，２５年来首次无法在北京纪念自己的爱子。然而，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天安门母亲”运动新推出的发言人尤维洁不顾风险，勇敢发声，呼吁当局公布真相，对遇难者给予赔偿，并追究责任者刑责。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代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在离开北京前往无锡老家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拒绝遗忘，在中国建立六四纪念馆。她说：“犹太人能够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教育他们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连同“六四事件”其它难属发起成立的。丁子霖教授１６岁的儿子蒋捷連在六四事件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天安门母亲组织曾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和骚扰。
*永恒的母爱*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的人问我，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儿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巨大的，是挡不住的。90年代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和复员兵破口大骂我，说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拿美元的卖国贼。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文质彬彬的，至少要本科生毕业，甚至做头头的都要双学位、硕士毕业。当然不会再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上，他们并没有放松。”
２５年过去了，“天安么母亲”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７８岁高龄。她和丈夫８２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阻隔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薪火相传，绵延不尽，挑选出更为年轻的尤维洁，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洁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六四２５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当局至少应该道歉*
尤维洁说：“（他们）欠我们一个道歉，不仅欠我们，而且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 我今天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结。今天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的。所以说，这些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他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做了以后，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我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我们不是要制造分裂和混乱，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理智和克制地不断申诉”。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今年“六四”２５周年前夕，曾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她们２５年不懈的执着和诉求。信中说：“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 尤维洁女士谈到了她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尤维洁说：“几年前，（天安门）母亲们曾经商量过，觉得她们年纪大了，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我们的诉求。怎么办？ 她们觉得应该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我作为（遇难者的）妻子，也非常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在25年里的抗争。 尤其是丁老师，当年她是第一位站出来的人。她冒得风险真是非常大，这不是我今年的风险所能比的”。
“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虽然是遇难者的妻子，但我有责任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传，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对我们有个交代，对我们难属有个公正的解释。当年的六四屠杀，我个人认为，无论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也不能用屠杀的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学生。用学生的话来说，他们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提一下意见就用这么残忍的方式？说到压力，我当然是有压力的。 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想要承担这个责任，难属就是我的责任。这么多难属，我做的好与不好，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向天安门母亲们学习。她们抗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勇敢，都是我钦佩的。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她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洁回忆起２５年前她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尤维洁：“25年前，六四那天，我睡得比较晚，我丈夫睡得早。大概六四凌晨1点多，他听见了枪声，把我叫起来，说快起来开枪了。我们起来后，听到楼下有人说话。邻居说，他们从木樨地往天安门那边走，看到路上有一滩滩血，但没有看到现场。我们问，知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没敢去。作为我来讲，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19号第一次戒严时我去了，看到学生们手拉手，都很年轻。他们说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开枪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满腔热血。
当时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邻居说，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丈夫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听马路上的行人在聊天。当天的北京可以说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没有睡觉，站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我等到3、4点的时候听到一阵枪声，我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
我等到6点，看他没有回来，又下楼去找他。等我再回来时，看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问我，是不是叫尤维洁？我说，是。他说，开我家的门，看到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家里没有人，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尤维洁。他说，我的丈夫受伤了，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我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立即去医院看他。
我在崇文门看到电车被烧毁，就像战争的场面。到了医院后，医院大门在修，进不去，要从急诊室穿过到地下。送信人告诉我，他当时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父母也对他很担心，所以他就选择了两家送信。一个是我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这两家是他负责报信。他跟我，当时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拉了7个人。车上两个是活的，一个是我先生，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人。那个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个人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忘怀和接受的。子弹打到谁算谁，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为。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用刺刀捅，这是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永远记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亲属。
后来我到了急诊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伤者。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就去手术室。等到10点多，医生出来跟我说，（我丈夫）被击中了膀胱，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膀胱已经被打成几块，但粉碎性骨折没办法处理，已经都碎了。我当时年轻，经历的和看到的都是书上和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没有经历过这些。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认为很快就能长好了，没有多去想。其实他的伤情很严重。他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后来活了两天。
在这期间，戒严部队到医院搜查伤者，本来我先生写的是“枪伤”，听说戒严部队来，医院就给他改成泌尿系统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长安街上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第二天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当时医院都是用红十字会的标示，部队可以不骚扰。我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一队队的走。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不能忘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
我先生去世后，我在崇文门的地方，看到到处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着枪，老百姓在远远的地方站着，这幅场景像版画一样刻在我心里。我丈夫临走前告诉我，他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公安部门口的电话亭，然后人过了马路。当时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冲。我不知道谁是下令开枪，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后来听我同学叙述，北京饭店那里已经人山人海，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决的那天，下令（开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滥杀无辜，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难者亲属们，都会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攻击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２５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是二十五年来最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洁回答道：
尤维洁说：“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我说过，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用这种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二十五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用强迫性的选择让一代人中国人遗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执着和诉求。２５年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来源：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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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薪火 代代相传:专访天安门母亲新发言人尤维洁
尤维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呼吁当局就六四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美国之音）
在“六四”２５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曾经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天安门母亲”群体，再次呼吁中国当局说出真相，拒绝谎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今年被软禁在无锡老家，２５年来首次无法在北京纪念自己的爱子。然而，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天安门母亲”运动新推出的发言人尤维洁不顾风险，勇敢发声，呼吁当局公布真相，对遇难者给予赔偿，并追究责任者刑责。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代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在离开北京前往无锡老家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拒绝遗忘，在中国建立六四纪念馆。她说：“犹太人能够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教育他们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连同“六四事件”其它难属发起成立的。丁子霖教授１６岁的儿子蒋捷連在六四事件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天安门母亲组织曾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和骚扰。
*永恒的母爱*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的人问我，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儿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巨大的，是挡不住的。90年代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和复员兵破口大骂我，说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拿美元的卖国贼。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文质彬彬的，至少要本科生毕业，甚至做头头的都要双学位、硕士毕业。当然不会再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上，他们并没有放松。”
２５年过去了，“天安么母亲”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７８岁高龄。她和丈夫８２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阻隔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薪火相传，绵延不尽，挑选出更为年轻的尤维洁，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洁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六四２５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当局至少应该道歉*
尤维洁说：“（他们）欠我们一个道歉，不仅欠我们，而且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 我今天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结。今天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的。所以说，这些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他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做了以后，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我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我们不是要制造分裂和混乱，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理智和克制地不断申诉”。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今年“六四”２５周年前夕，曾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她们２５年不懈的执着和诉求。信中说：“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 尤维洁女士谈到了她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尤维洁说：“几年前，（天安门）母亲们曾经商量过，觉得她们年纪大了，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我们的诉求。怎么办？ 她们觉得应该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我作为（遇难者的）妻子，也非常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在25年里的抗争。 尤其是丁老师，当年她是第一位站出来的人。她冒得风险真是非常大，这不是我今年的风险所能比的”。
“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虽然是遇难者的妻子，但我有责任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传，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对我们有个交代，对我们难属有个公正的解释。当年的六四屠杀，我个人认为，无论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也不能用屠杀的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学生。用学生的话来说，他们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提一下意见就用这么残忍的方式？说到压力，我当然是有压力的。 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想要承担这个责任，难属就是我的责任。这么多难属，我做的好与不好，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向天安门母亲们学习。她们抗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勇敢，都是我钦佩的。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她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洁回忆起２５年前她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尤维洁：“25年前，六四那天，我睡得比较晚，我丈夫睡得早。大概六四凌晨1点多，他听见了枪声，把我叫起来，说快起来开枪了。我们起来后，听到楼下有人说话。邻居说，他们从木樨地往天安门那边走，看到路上有一滩滩血，但没有看到现场。我们问，知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没敢去。作为我来讲，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19号第一次戒严时我去了，看到学生们手拉手，都很年轻。他们说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开枪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满腔热血。
当时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邻居说，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丈夫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听马路上的行人在聊天。当天的北京可以说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没有睡觉，站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我等到3、4点的时候听到一阵枪声，我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
我等到6点，看他没有回来，又下楼去找他。等我再回来时，看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问我，是不是叫尤维洁？我说，是。他说，开我家的门，看到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家里没有人，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尤维洁。他说，我的丈夫受伤了，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我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立即去医院看他。
我在崇文门看到电车被烧毁，就像战争的场面。到了医院后，医院大门在修，进不去，要从急诊室穿过到地下。送信人告诉我，他当时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父母也对他很担心，所以他就选择了两家送信。一个是我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这两家是他负责报信。他跟我，当时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拉了7个人。车上两个是活的，一个是我先生，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人。那个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个人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忘怀和接受的。子弹打到谁算谁，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为。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用刺刀捅，这是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永远记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亲属。
后来我到了急诊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伤者。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就去手术室。等到10点多，医生出来跟我说，（我丈夫）被击中了膀胱，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膀胱已经被打成几块，但粉碎性骨折没办法处理，已经都碎了。我当时年轻，经历的和看到的都是书上和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没有经历过这些。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认为很快就能长好了，没有多去想。其实他的伤情很严重。他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后来活了两天。
在这期间，戒严部队到医院搜查伤者，本来我先生写的是“枪伤”，听说戒严部队来，医院就给他改成泌尿系统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长安街上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第二天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当时医院都是用红十字会的标示，部队可以不骚扰。我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一队队的走。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不能忘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
我先生去世后，我在崇文门的地方，看到到处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着枪，老百姓在远远的地方站着，这幅场景像版画一样刻在我心里。我丈夫临走前告诉我，他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公安部门口的电话亭，然后人过了马路。当时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冲。我不知道谁是下令开枪，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后来听我同学叙述，北京饭店那里已经人山人海，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决的那天，下令（开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滥杀无辜，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难者亲属们，都会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攻击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２５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是二十五年来最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洁回答道：
尤维洁说：“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我说过，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用这种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二十五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用强迫性的选择让一代人中国人遗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执着和诉求。２５年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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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广场一代也有币友。
中共高层与六四/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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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8日 来稿)
中共高层与六四
为纪念六四25周年而作
25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已经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符号，中国民主的一种脸书。因此，无论如何，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别说是在今天，我们民族要议论、要纪念，就是在一万年以后，它照样会被纪念和谈论。
本文不涉及六四运动的参与者们（他们是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是如何从六四中寻找经验与教训的，只涉及中国共产党高层在六四之后的态度和行为。
1989年初，共产党高层发生了分裂与分化，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反对动用军队镇压运动，是一种明显的事实，不用怀疑，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问题：谁是杀人命令的下达者？可是到今天为止，杀人的老家伙们都快死光了，命令是谁下的问题也好像石沉海底了。已知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这些机构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或者命令，肯定地说命令可能是口头授予的，可是，在镇压者——“八老”中，找不到谁是第一个说杀的人。反正，杀人了，杀了那么多的人！问题是：杀人的命令即不是出于正式机构，杀人的责任好像是应该由“该死而没有死”（六四语）的“八老”来负，一种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为六四后，共产党高层应对六四行为留下了余地。
六四杀人行为是极其血腥而又极其野蛮的，杀人之后，高层立即面临着一种非常巨大的后怕和压力，要不然，杀人的命令是谁下的，怎么就找不到具体个人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大的命令，怎么能够没有人下呢？事实是，六四之后，杀人决策者开始有序地全面退休，而留在台面上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李鹏，也失去了当第一把手的机会，于是，就形成了高层如何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一系列问题。
高层对于在六四中倒向或者几乎倒向人民一方的赵紫阳等一伙人，并且没有采取以往残酷的斗争方式，也没有用对付“林彪、四人帮”的方式来治他们的罪，而是罢官，软禁，或者挂起来，看起来是相当温和的，没有一个人被判为有“罪”。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意为解决党内斗争展开一种新方式的话，是很难得到解释的。
六四之后，对于经常发生的党内斗争，高层也采取了一种完全新的应对方式和方法，就是毫无例外地把在斗争中失势一方的政治问题全部转化为经济问题，并且用法律追究“经济犯罪”的方式来制服之。从陈希同案、陈良宇案，到薄熙来案，甚至到目前秘密进行中的周永康案，都是这个模式。于是，由政治斗争可能引发出来的政治罪行（是所有专制政治中的通罪）好像没有了，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只是“经济犯罪”现象，自然，此一种斗争所可以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了。这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高层彻底放弃了毛泽东式的开窗子、开门，搞党内斗争的传统，而是搞关起门来搞“黑吃黑”的一套，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高层“黑社会化”。在薄熙来案件和还没有曝光的周永康案中，中国人看到了什么，不都是“黑吃黑”吗？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可以用“反腐”来包装的话，那么，共产党高层在六四后，的确显得更鬼、更滑稽、更阴险了。至少从表面看，引发六四运动的高层分裂线索被彻底地掐断了。高层一下子再也站出赵紫阳之类的人了，六四的风源好像是彻底地被堵住了。
六四后，高层放弃了给中国知识分子戴高帽子的做法，并且调整了教育政策，结束了大学公费制度，由父母掏腰包供给大学生的做法一下子就奏效了，没有几年功夫，中国大学里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天之骄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高级笨蛋”、“高级蠢物”，民主之于青年人所需要的那种担当，很快就消失了，再加上大学生毕业后的包分配制度随之取消，毕业后，找工作时的“拼爹时代”接踵而至。六四运动时，中国大学生们那种以教育方式取得的“革命担当”（五四精神）彻底被卸载了，高校变成了藏垢纳污之地，乌烟瘴气。在前毛泽东时代，人民都明白，腐败可以导致共产党统治垮台，可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社会的潜台词：腐败可以延续共产党统治，却很少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统治一个进步的、有活力的社会，却有能耐统治一个腐败而又腐朽的国家。不革命的中国人，不革命的大学生，一心向钱看的市民和农民，那才是最好统治的人群啊！
在六四运动中，大学生们是有组织的，“高自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出了名的组织，如果说此一种组织有着历史的遗传因素的话，那么，学生要搞运动，需要组织，就如同农民种地需要锄头一样的自然。也正是靠着它（自治组织），六四时期的学生们才创造了全世界瞩目的伟大举动。自然而然，六四后，高层以求彻底消灭民主运动的举动之一，是绝对不容许学校中出现共产党、共青团、学生会之外的任何组织，哪怕是一种组织的萌芽，也必须掐死它，丝毫都不手软。《新青年》一案，其成员遭受重判，是典型的杀一儆百。就那么一个纯粹知识型的小组织，充其量不过10来号人，共产党竟然派了“卧底”。事后看来，这并非是杀鸡用了杀牛刀，而是，重杀、大杀，以儆效尤。25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校园政治上一片死寂，原因不就清楚了吗？
依据普遍的看法，六四先是大学生的，而后才是市民的、人民的，可现在大学生不要它了，为什么不要呢？学生们过度惊吓，丢了魂，所以，我前几年主张再一搞学生运动的方式，是先为大学生“叫魂”（见武振荣《立即民主》一组文章）。
共产党高层在六四问题上处心积虑地做文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可不是吗？试举例说明之，我很早就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集团不可能给六四平反”，可是呢？高层在没有平反的诚意的同时，却不断地便故意放出“六四可能要平反”的风声。大家还记得吧？邓小平死的那一年，此风声很紧，好像很真实。江泽民下台，胡锦涛上台的那一阵，此风声也很紧，传言，曾庆红说，他如果上台，第一件事时给六四平反。习近平刚上台时，此风声又紧了一阵，到今年的前一月，许多人根据中国内地刊物解禁胡耀邦、赵紫阳的有关消息，推断高层可能给六四平反，好事者甚至拿出了时间表，如果不是刚刚发生的“五君子事件”，平反六四的事情不就剩下几天了吗？
我有理由断定：高层利用民间期盼早点给六四平反的心理，故意放风，以此麻痹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使人们把一种根本没有指望的事情当成可以预期的事情来等待，从而成功地营造出一种“等待多哥”的社会剧场现象。这样一来，本当由人民、市民、学生、知识分子直接拥抱的东西，却干物化为一种永无止境的等待。仅就情理而论，江泽民似乎可以平反六四，谁都知道，六四时，他在上海，上海没有发生镇压事件，所以他有理由平反六四；邓小平死后，似乎又可以平反六四，把罪过都推给死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做法，没有什么好奇的；至于说曾庆红可以平反六四，许多人都曾经信过，因为没有资本的人总是要捞资本的；说胡锦涛也可以平反六四，完全有说道，起码，他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之死是六四的导火索）；说习近平可以平反六四，信的理由何尝不多？官方网站在年初，就不断地放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如何在邓小平整胡耀邦时，挺身而出为胡耀邦鸣不平的种种传闻，既然六四的导火索是由大学生直接悼念胡耀邦的行为点燃的，而这样的传闻不就是给人如下的联想吗？既然习近平、习仲勋父子和胡耀邦、赵紫阳是一伙人，所以他为六四平反，不是没有可能的。总之一句话，民间如果把平反六四的幻想留给高层，那么，高层统治者利用自己内部人事变动的空间，周期地放出“六四可能平反”的风声，何尝不是一种统治的把戏呢？
上述意思是说，把平反六四看成是高层放的烟雾弹，那么，每一颗烟雾弹的确起到了蒙蔽人民的作用，使之因寻找不到攻击目标而放弃进攻。在这一颗接一颗的烟雾弹背后，中国和世界所看到的伟大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他）们的伟大诉求却更显得是一座在迷雾中永放光芒的灯塔！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了25年，六四，六四！——你在哪里啊！
本文的思想如果被理解为：人民只有成功地发动“第二个”六四，那才是为六四平反的唯一方式和唯一指望。舍此之外，就别说“平反六四”或“为六四平反”了。
说穿了，平反六四的行为，也不过是成功地再造一个六四！
2014年5月17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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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8日 来稿)
中共高层与六四
为纪念六四25周年而作
25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已经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符号，中国民主的一种脸书。因此，无论如何，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别说是在今天，我们民族要议论、要纪念，就是在一万年以后，它照样会被纪念和谈论。
本文不涉及六四运动的参与者们（他们是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是如何从六四中寻找经验与教训的，只涉及中国共产党高层在六四之后的态度和行为。
1989年初，共产党高层发生了分裂与分化，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反对动用军队镇压运动，是一种明显的事实，不用怀疑，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问题：谁是杀人命令的下达者？可是到今天为止，杀人的老家伙们都快死光了，命令是谁下的问题也好像石沉海底了。已知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这些机构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或者命令，肯定地说命令可能是口头授予的，可是，在镇压者——“八老”中，找不到谁是第一个说杀的人。反正，杀人了，杀了那么多的人！问题是：杀人的命令即不是出于正式机构，杀人的责任好像是应该由“该死而没有死”（六四语）的“八老”来负，一种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为六四后，共产党高层应对六四行为留下了余地。
六四杀人行为是极其血腥而又极其野蛮的，杀人之后，高层立即面临着一种非常巨大的后怕和压力，要不然，杀人的命令是谁下的，怎么就找不到具体个人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大的命令，怎么能够没有人下呢？事实是，六四之后，杀人决策者开始有序地全面退休，而留在台面上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李鹏，也失去了当第一把手的机会，于是，就形成了高层如何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一系列问题。
高层对于在六四中倒向或者几乎倒向人民一方的赵紫阳等一伙人，并且没有采取以往残酷的斗争方式，也没有用对付“林彪、四人帮”的方式来治他们的罪，而是罢官，软禁，或者挂起来，看起来是相当温和的，没有一个人被判为有“罪”。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意为解决党内斗争展开一种新方式的话，是很难得到解释的。
六四之后，对于经常发生的党内斗争，高层也采取了一种完全新的应对方式和方法，就是毫无例外地把在斗争中失势一方的政治问题全部转化为经济问题，并且用法律追究“经济犯罪”的方式来制服之。从陈希同案、陈良宇案，到薄熙来案，甚至到目前秘密进行中的周永康案，都是这个模式。于是，由政治斗争可能引发出来的政治罪行（是所有专制政治中的通罪）好像没有了，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只是“经济犯罪”现象，自然，此一种斗争所可以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了。这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高层彻底放弃了毛泽东式的开窗子、开门，搞党内斗争的传统，而是搞关起门来搞“黑吃黑”的一套，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高层“黑社会化”。在薄熙来案件和还没有曝光的周永康案中，中国人看到了什么，不都是“黑吃黑”吗？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可以用“反腐”来包装的话，那么，共产党高层在六四后，的确显得更鬼、更滑稽、更阴险了。至少从表面看，引发六四运动的高层分裂线索被彻底地掐断了。高层一下子再也站出赵紫阳之类的人了，六四的风源好像是彻底地被堵住了。
六四后，高层放弃了给中国知识分子戴高帽子的做法，并且调整了教育政策，结束了大学公费制度，由父母掏腰包供给大学生的做法一下子就奏效了，没有几年功夫，中国大学里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天之骄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高级笨蛋”、“高级蠢物”，民主之于青年人所需要的那种担当，很快就消失了，再加上大学生毕业后的包分配制度随之取消，毕业后，找工作时的“拼爹时代”接踵而至。六四运动时，中国大学生们那种以教育方式取得的“革命担当”（五四精神）彻底被卸载了，高校变成了藏垢纳污之地，乌烟瘴气。在前毛泽东时代，人民都明白，腐败可以导致共产党统治垮台，可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社会的潜台词：腐败可以延续共产党统治，却很少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统治一个进步的、有活力的社会，却有能耐统治一个腐败而又腐朽的国家。不革命的中国人，不革命的大学生，一心向钱看的市民和农民，那才是最好统治的人群啊！
在六四运动中，大学生们是有组织的，“高自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出了名的组织，如果说此一种组织有着历史的遗传因素的话，那么，学生要搞运动，需要组织，就如同农民种地需要锄头一样的自然。也正是靠着它（自治组织），六四时期的学生们才创造了全世界瞩目的伟大举动。自然而然，六四后，高层以求彻底消灭民主运动的举动之一，是绝对不容许学校中出现共产党、共青团、学生会之外的任何组织，哪怕是一种组织的萌芽，也必须掐死它，丝毫都不手软。《新青年》一案，其成员遭受重判，是典型的杀一儆百。就那么一个纯粹知识型的小组织，充其量不过10来号人，共产党竟然派了“卧底”。事后看来，这并非是杀鸡用了杀牛刀，而是，重杀、大杀，以儆效尤。25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校园政治上一片死寂，原因不就清楚了吗？
依据普遍的看法，六四先是大学生的，而后才是市民的、人民的，可现在大学生不要它了，为什么不要呢？学生们过度惊吓，丢了魂，所以，我前几年主张再一搞学生运动的方式，是先为大学生“叫魂”（见武振荣《立即民主》一组文章）。
共产党高层在六四问题上处心积虑地做文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可不是吗？试举例说明之，我很早就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集团不可能给六四平反”，可是呢？高层在没有平反的诚意的同时，却不断地便故意放出“六四可能要平反”的风声。大家还记得吧？邓小平死的那一年，此风声很紧，好像很真实。江泽民下台，胡锦涛上台的那一阵，此风声也很紧，传言，曾庆红说，他如果上台，第一件事时给六四平反。习近平刚上台时，此风声又紧了一阵，到今年的前一月，许多人根据中国内地刊物解禁胡耀邦、赵紫阳的有关消息，推断高层可能给六四平反，好事者甚至拿出了时间表，如果不是刚刚发生的“五君子事件”，平反六四的事情不就剩下几天了吗？
我有理由断定：高层利用民间期盼早点给六四平反的心理，故意放风，以此麻痹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使人们把一种根本没有指望的事情当成可以预期的事情来等待，从而成功地营造出一种“等待多哥”的社会剧场现象。这样一来，本当由人民、市民、学生、知识分子直接拥抱的东西，却干物化为一种永无止境的等待。仅就情理而论，江泽民似乎可以平反六四，谁都知道，六四时，他在上海，上海没有发生镇压事件，所以他有理由平反六四；邓小平死后，似乎又可以平反六四，把罪过都推给死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做法，没有什么好奇的；至于说曾庆红可以平反六四，许多人都曾经信过，因为没有资本的人总是要捞资本的；说胡锦涛也可以平反六四，完全有说道，起码，他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之死是六四的导火索）；说习近平可以平反六四，信的理由何尝不多？官方网站在年初，就不断地放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如何在邓小平整胡耀邦时，挺身而出为胡耀邦鸣不平的种种传闻，既然六四的导火索是由大学生直接悼念胡耀邦的行为点燃的，而这样的传闻不就是给人如下的联想吗？既然习近平、习仲勋父子和胡耀邦、赵紫阳是一伙人，所以他为六四平反，不是没有可能的。总之一句话，民间如果把平反六四的幻想留给高层，那么，高层统治者利用自己内部人事变动的空间，周期地放出“六四可能平反”的风声，何尝不是一种统治的把戏呢？
上述意思是说，把平反六四看成是高层放的烟雾弹，那么，每一颗烟雾弹的确起到了蒙蔽人民的作用，使之因寻找不到攻击目标而放弃进攻。在这一颗接一颗的烟雾弹背后，中国和世界所看到的伟大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他）们的伟大诉求却更显得是一座在迷雾中永放光芒的灯塔！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了25年，六四，六四！——你在哪里啊！
本文的思想如果被理解为：人民只有成功地发动“第二个”六四，那才是为六四平反的唯一方式和唯一指望。舍此之外，就别说“平反六四”或“为六四平反”了。
说穿了，平反六四的行为，也不过是成功地再造一个六四！
2014年5月17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香港六一游行：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视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http://boxun.com/news/gb/taiwan/2014/06/201406012108.shtml#.U45VGHJ_tzo
6月1日（星期天），在高温下，数千港人从维园出发游行，打着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等标语，队伍随着「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的旗帜，喊着口号游行到港府总部。事隔25年，港人未忘记1989年被中共血腥镇压的爱国学运。
带头的旗帜由举办是次游行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老中青三代人高举，代表平反六四的决心将薪火相传下去。
游行途径之处，不少大陆游客驻足观看，口号和标语对不民主的大陆人而言，很震撼。每年纪念六四游行都有内地人参加，今年一样，有不少大陆人提早来到香港，准备参加六四维园纪念活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http://boxun.com/news/gb/taiwan/2014/06/201406012108.shtml#.U45VGHJ_tzo
6月1日（星期天），在高温下，数千港人从维园出发游行，打着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等标语，队伍随着「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的旗帜，喊着口号游行到港府总部。事隔25年，港人未忘记1989年被中共血腥镇压的爱国学运。
带头的旗帜由举办是次游行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老中青三代人高举，代表平反六四的决心将薪火相传下去。
游行途径之处，不少大陆游客驻足观看，口号和标语对不民主的大陆人而言，很震撼。每年纪念六四游行都有内地人参加，今年一样，有不少大陆人提早来到香港，准备参加六四维园纪念活动。
4.Juni.2014
悉尼华人举行六四座谈会呼合力倒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3日 来稿)
6月1日下午，在原湖北学运领袖冯海光的主持下，悉尼华人借艾士菲联合教会活动中心举办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活动，80多位人士与会。
活动开始全体起立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并播放了六四纪录短片。接着邀请曾参加和见证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孙立勇、孙宝强、陈用林等人再次讲述个人经历和感受，并特邀电台主持人兼政评家林斌博士及比尔·克鲁斯牧师（Rev Bill Crews）发言，呼吁海内外华人拒绝遗忘。座谈会还重点就六四反思和中共政权本质、现状和前景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此次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与会者群情激愤，纷纷控诉中共之邪恶，呼全球华人戮力同心推倒中共。
林博士谈及5月20日香港民众顶着狂风暴雨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抗议北京戒严令的人潮，无比感慨。他说：“当年香港电视上播放过北京的无数血腥镜头，清清楚楚的！过了25年，居然还有人说‘六四当日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你告诉我，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是非黑白？”
比尔牧师曾在天安门屠杀发生时和之后长时期为中国受难者呼吁。他说：“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由民主受到威胁，就是所有地方的自由民主受到威胁。”
反思“六四”：“学生有错，政府有罪”
与会者黄先生提及“六四”反思问题，引发争论。资深民运人士钟锦江在系统分析了中国当前政局之后指出，胡平先生早在九十年代就写了多篇反思文章，前学运领袖王丹所言“学生有错（错在一味对抗）、政府有罪（罪在屠杀无辜）”也获普遍认同，请大家上网查询。八九学运以屠杀收场，与台湾学运和平落幕形成鲜明对比，制度不同结果不同。
中共是民族灾难的根源
多位华人痛陈中共犯下的多项反人类罪行，指中共暴力起家，谎言盖世，对内洗脑教育毁灭中华文化，对外通过和统会、学生会、孔子学院特务系统控制海外华人，企图渗透诱导西方民主社会。中共是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根源。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习近平推崇千古罪人毛泽东，连在家纪念罹难亲人的难属都要抓，是脑残强人，不可对其抱任何幻想。
王明先生正在撰写一本中共治下的血泪家史，忆及其已故父亲是中共统战部下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成员，在世时曾痛斥中共是假民主、真强盗。
孙立勇说，他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时知道，六四“暴徒” 被集中在第12中队。至今，他的耳边仍回响着第12中队犯人半夜被电击的尖叫。他证实，苗德顺1997年被改判无期徒刑，应该是仍在押的最后一位“六四死囚”，但现今情况不明。
夏益先生说，他正在寻找校友宋元龙的家人和同事，据称宋当年在北京翠微路被解放军射杀。请知情人与他联系（[email protected]）。宋的其他细节：1963年出生，青岛人，毕业于镇江船舶学院计算机工程系和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班，1989年在中国船舶总公司系统工程部工作。
全民倒共，救我中华
座谈会会场的一侧挂着“全民倒共，救我中华；缅怀英烈，勿忘六四”的醒目主题横幅。多数与会者达成共识，要改变目前中国全民道德沦丧、全国环境严重污染、政府全面腐败、贫富两极悬殊的局面，救我中华，唯有倒共。张晓刚特意向大家推介了倒共“并”字符号，获得了与会者响亮的掌声。悉尼基督教会的一位长老说，中国走民主化之路是真正的中国梦，每个中国人要从自己独立思考做起，做一个思想者，传播真相，启蒙身边的人。
（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供稿） (博讯记者：艾布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3日 来稿)
6月1日下午，在原湖北学运领袖冯海光的主持下，悉尼华人借艾士菲联合教会活动中心举办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活动，80多位人士与会。
活动开始全体起立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并播放了六四纪录短片。接着邀请曾参加和见证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孙立勇、孙宝强、陈用林等人再次讲述个人经历和感受，并特邀电台主持人兼政评家林斌博士及比尔·克鲁斯牧师（Rev Bill Crews）发言，呼吁海内外华人拒绝遗忘。座谈会还重点就六四反思和中共政权本质、现状和前景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此次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与会者群情激愤，纷纷控诉中共之邪恶，呼全球华人戮力同心推倒中共。
林博士谈及5月20日香港民众顶着狂风暴雨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抗议北京戒严令的人潮，无比感慨。他说：“当年香港电视上播放过北京的无数血腥镜头，清清楚楚的！过了25年，居然还有人说‘六四当日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你告诉我，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是非黑白？”
比尔牧师曾在天安门屠杀发生时和之后长时期为中国受难者呼吁。他说：“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由民主受到威胁，就是所有地方的自由民主受到威胁。”
反思“六四”：“学生有错，政府有罪”
与会者黄先生提及“六四”反思问题，引发争论。资深民运人士钟锦江在系统分析了中国当前政局之后指出，胡平先生早在九十年代就写了多篇反思文章，前学运领袖王丹所言“学生有错（错在一味对抗）、政府有罪（罪在屠杀无辜）”也获普遍认同，请大家上网查询。八九学运以屠杀收场，与台湾学运和平落幕形成鲜明对比，制度不同结果不同。
中共是民族灾难的根源
多位华人痛陈中共犯下的多项反人类罪行，指中共暴力起家，谎言盖世，对内洗脑教育毁灭中华文化，对外通过和统会、学生会、孔子学院特务系统控制海外华人，企图渗透诱导西方民主社会。中共是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根源。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习近平推崇千古罪人毛泽东，连在家纪念罹难亲人的难属都要抓，是脑残强人，不可对其抱任何幻想。
王明先生正在撰写一本中共治下的血泪家史，忆及其已故父亲是中共统战部下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成员，在世时曾痛斥中共是假民主、真强盗。
孙立勇说，他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时知道，六四“暴徒” 被集中在第12中队。至今，他的耳边仍回响着第12中队犯人半夜被电击的尖叫。他证实，苗德顺1997年被改判无期徒刑，应该是仍在押的最后一位“六四死囚”，但现今情况不明。
夏益先生说，他正在寻找校友宋元龙的家人和同事，据称宋当年在北京翠微路被解放军射杀。请知情人与他联系（[email protected]）。宋的其他细节：1963年出生，青岛人，毕业于镇江船舶学院计算机工程系和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班，1989年在中国船舶总公司系统工程部工作。
全民倒共，救我中华
座谈会会场的一侧挂着“全民倒共，救我中华；缅怀英烈，勿忘六四”的醒目主题横幅。多数与会者达成共识，要改变目前中国全民道德沦丧、全国环境严重污染、政府全面腐败、贫富两极悬殊的局面，救我中华，唯有倒共。张晓刚特意向大家推介了倒共“并”字符号，获得了与会者响亮的掌声。悉尼基督教会的一位长老说，中国走民主化之路是真正的中国梦，每个中国人要从自己独立思考做起，做一个思想者，传播真相，启蒙身边的人。
（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供稿） (博讯记者：艾布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法广专访；一个法国人对六四的纪念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9日 转载)
来源；法广 中文网站 rfi.fr 【”巴黎动态“转载 综合图片】
http://boxun.com/news/gb/intl/2014/05/201405292135.shtml#.U45MMnJ_tzo
【资料图片；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带着孙子参加在巴黎“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巴黎动态”摄影】
专访音频链接；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40529-%E4%B8%80%E4%B8%AA%E6%B3%95%E5%9B%BD%E4%BA%BA%E5%AF%B9%E5%85%AD%E5%9B%9B%E7%9A%84%E7%BA%AA%E5%BF%B5
作者 安东尼
每年六月初，法国人玛丽候志明女士总是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和她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出席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活动。
玛丽的朋友们大多是政治异议人士，从流亡的工人魏京生到仍然在北京生活的教授丁子霖。和这些中国朋友一样，玛丽也坚信1989年北京政府用军队镇压学潮的历史应该得到梳理；共产党应该向受害者道歉。然而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们不仅没有得到道歉，而且每年到了六四，玛丽在中国的朋友受到人身限制，玛丽和她在法国的朋友则继续摇旗呐喊。
玛丽对六四的印象来自法国电视，她说至今仍然记得二十五年前的画面。今年她要在人权广场和诗歌之家举办活动，再次向中国政府呼吁正视二十五年前的镇压，为六四平反。她尤其呼吁北京释放仍然被关在监狱里的政治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玛丽候志明女士是人权团体中国团结协会的主席。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9日 转载)
来源；法广 中文网站 rfi.fr 【”巴黎动态“转载 综合图片】
http://boxun.com/news/gb/intl/2014/05/201405292135.shtml#.U45MMnJ_tzo
【资料图片；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带着孙子参加在巴黎“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巴黎动态”摄影】
专访音频链接；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40529-%E4%B8%80%E4%B8%AA%E6%B3%95%E5%9B%BD%E4%BA%BA%E5%AF%B9%E5%85%AD%E5%9B%9B%E7%9A%84%E7%BA%AA%E5%BF%B5
作者 安东尼
每年六月初，法国人玛丽候志明女士总是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和她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出席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活动。
玛丽的朋友们大多是政治异议人士，从流亡的工人魏京生到仍然在北京生活的教授丁子霖。和这些中国朋友一样，玛丽也坚信1989年北京政府用军队镇压学潮的历史应该得到梳理；共产党应该向受害者道歉。然而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们不仅没有得到道歉，而且每年到了六四，玛丽在中国的朋友受到人身限制，玛丽和她在法国的朋友则继续摇旗呐喊。
玛丽对六四的印象来自法国电视，她说至今仍然记得二十五年前的画面。今年她要在人权广场和诗歌之家举办活动，再次向中国政府呼吁正视二十五年前的镇压，为六四平反。她尤其呼吁北京释放仍然被关在监狱里的政治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玛丽候志明女士是人权团体中国团结协会的主席。
2014年6月3日上午10点40分
“天下围城”现场总指挥王军涛将于纽约时间2014年6月3日上午11点03分、北京时间6月4午夜时分，围堵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博讯现场西诺报道：10点半，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王丹、王军涛、大陆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纽约地区党员以及在联合国经年上访抗议的中国访民，将组建数个团队，将从不同角度，寻求进入中领馆，和平地向腐败暴政提出诉求。日本国会议员、前产经付大臣牧野圣休也将加入抗议者行列声援活动。他们已经提前到达了现场。
2014年6月3日上午11点30分
出师不利，但也在预料之中。“六四”天下围城，总领馆也早有耳闻，是上午示威队伍刚到原计划地点集结，就有大批美国警察前来封锁，但组织者及时的把队伍拉到了12大道的河边继续“天下围城”。西诺现场采访了几位参加示威的联合国访民。
http://boxun.com/news/gb/intl/2014/06/201406040120.shtml#.U45Is3J_tzo
2014年6月3日上午11点50分
王军涛主席，高光俊律师和王丹先生试图进入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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