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 关于民主，我来说几句，请不要让百姓成为你们的牺牲品 - page 5. (Read 8972 times)

三、中国的全球化：同时拥抱西方的现代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自上个世纪开始，中国的“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之争，落到实处便是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之争, 是中国应否移植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给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代议制民主宪政这一现代政治制度。

    从学理上说，“全盘西化”论确有欠妥之处，因为文化或民族文化并不真的象现代中国“全盘西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广义的文化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个部份，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类文化当然相互联系，但各自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三大块在特定的人群中有过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细部尾节更是千姿百态。而且，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普适程度也有差别。

    在当今的全球化大格局中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交往这个老问题，首先要避免的一个误区就是对文化泛泛而谈、从大而无当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是非曲直。“文化”已经被滥用成无所不包、无边无际的概念，因而对文化的泛泛而谈难免不得要领。真正有意义的探讨应该具体追问，哪些文化因子具有普适性，哪些文化因子可以保持多元或应该保持多元。

    首先来看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各地的人群不断创造与学习积累的过程。由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同构，世人的基本需求也大同小异，这就构成了全球人类在基本方面能求同化异的坚实基础。物质文化的普适性，世人没有任何争议。从物质方面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文明，世人在相互学习时实际上也不存在心理障碍。古代的不同人群所创造的技术，现代各个民族所发展的科学，都能迅速地为整个人类所接受。中国人学习和接受西方文明，也始于“坚船利炮”这一物质层面。

    其次是制度文明的普适性。制度文明是人类组织公共生活的文明成果，大到国家制度，小到家庭制度，世人在不断地探讨最有利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组织方式。因为制度体现着人类的检验和知识积累，当然有高低之分。以最有利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由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和普适性便不可置疑。现代西方世界在制度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这绝不是因为西方人更为聪明或善良，而是因为所谓“西方”在多数时候是由多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而且政教合一的历史非常短暂，这些国家及其民众有机会理性地进行多种制度的大胆设计、反复试验和自由竞争。因而他们能够捷足先登，建立起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文明。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整个人类最有价值的贡献。

    在存在多个政治实体相互竞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曾创造很有原创性的灿烂文明。在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世界和秦汉以来形成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中国，制度创新被控制、防范与封杀，制度文明方面当然成就有限。好在近代以来人类各部份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不断地消除人们的种种偏见，相对落后的群族纷纷“见物思齐”，各群族之间不断取长补短，以自由民主为基本理念的全球制度文明的成熟指日可待。就其荦荦大端而论，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已被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尽管这种家庭制度一直受到新旧对手的挑战；以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而且大有所向无敌的势头；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也早已遍布全球，而且已是如此深得世人之心、以至于各类独裁政权也不敢公然反对。

    平心而论，目前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政治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多是舶来品，是通过“以俄为师”移植进来的“斯大林模式”的翻版。政治上的极权／后极权制度因得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支援而延续时日，并处处显现出“民族特色”。但它毕竟在自己的发祥地已被唾弃和淘汰。目前中国经济领域的“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党国特权相结合的怪胎，与参杂着封建特权而又没有社会主义因素调节的早期资本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弊端更多，给民众带来更深的困惑，祸害也更烈。这种连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基本规则都无法满足的“市场经济”，早就该被已在西方实践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所取代[22]。

    再次是精神文明的传播与融合。人类不同群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交往和相互渗透，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其实，我们当今所崇尚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求同存异，适用范围主要应当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在精神文化领域，人类不同人群有诸多纯属主观的偏好，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所发生的“人生观”问题论战，正是体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界的高度敏感。国人长期将伦理和道德混为一谈，贻害无穷。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政治权力中心站在道德至高点上向国民发号施令，诛心愚民等陋习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为维护中华民族的道德魅力所累，排斥西方世界首先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伦理、特别是以自由民主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伦理。

    伦理、特别是规范公共政治的政治伦理（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可以看作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的纲常伦理，是专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份，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不代之以自由主义现代伦理，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便无法建立起来[23]。规范私人行为、从而在现代化之后属于非政治领域的道德，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于讲求俗世的“内在超越”，强调个人俗世的道德修养，不需要宗教的约束。而在很多国家和民族那里，宗教对私人道德的升华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有很多可圈可点、足可传诸万世的内容。例如，成型于文化至为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人生观就有一些万古不朽的高贵品质，应当在全人类文化中焕发光芒。中国士人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信仰最为宝贵，人生的不朽不必到彼岸世界去追求、不必依靠神的启示与拯救，而只要在人世间立德、立功、立言，便能在此岸世界实现不朽，永远活在现世人和后代的心中；这种人生追求也激励人们对人生永远保持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参透天道人事、建功立业、化育万物；而且因为追求永远活在世人与后人心中，这种人生观还特别注重个人的修养，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谦谦君子。近现代中国主张西化的很多洋派人物，终生都保持着中国士人对三不朽的追求与谦和气象。思想西化者如胡适，甚至在婚姻家庭方面宁愿选择中国古典的恩爱、而不是在现代西方更受青睐的性爱来作为维系夫妻的支柱。连蒋介石也称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除了人生观和私人道德修养，现代性可以存异的多元民族文化特徵还包括语言、宗教、风俗、审美情趣、情感方式等方面，当然这些文化因素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也会相互渗透融合。中国人追求“意境”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艺术、钟情于“含蓄”的情感方式、色香俱全变化莫测的饮食文化等等，都是值得特别珍惜的人类瑰宝。当然，在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平台的现代世界，文化偏好的选择应当是个人行为而不一定是民族群体的行为。

    由此看来，从广义文化的角度说，特别是在体现着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制度和知识等方面，国人对中西之间的界限早就应该消弥于无形。中国在近代长期受西方列强欺凌奴役，对强势民族的心理防御机制非常敏感强烈。而且，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大压力下逼出来的，民族主义成为国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追求自私民族利益的强国外交往往使自由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连最先进的中国人也往往模糊了守护民族利益与守护民族文化的界线、模糊了抵制外来侵略与抵制外来文化的界线，从而对本来是人类一体的文化也往往强分中西、强问中西。实际上，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态度，如笔者在别处所议，应该是“不问中西、只问高低”，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与人类主流文明全面接轨[24]。

    中国的士人向有“天下一体”的普世观念，将史学、科学和艺文视为一体，并不将学问分中外，如某类学问归为中国的学问、某类学问归为域外的学问。然近代以来，却只有极少数学贯中西的前贤能够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11年刊出的《国学丛刊》序中明言标出“学无中西”。按照他的解释：“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25]”陈独秀在“五四”时期也大声疾呼：“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皆也。必明乎此，始可言学术。[26]”身为新儒家的冯友兰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时也清醒地将“中西之分”归结为“古今之异”、将中西之别归结为古今文化类型之别，指出“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27]”按照这种思路，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实现从中古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这些年中国的西化即现代化刚有了点成就，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一些颇有机心的学界人士迎合官府口味，大倡“国学”以抗拒西化。近现代中国学人输入西方学理“整理国故”而创建的“国学”，内容包括经学、小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内容，是适应当时需要的一个学科，绝没有抵制西方学术的政治意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些学问早就融入现代学术的相应学科。中国的传统学术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组成部份，当然值得发扬光大。中国在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也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包括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相通的仁义恕道、独立人格、中庸之道、宗教宽容等等。但是现在学界一些人重新祭起“国学”这面旗帜，煽动朝野上下的狭隘心理，抵制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叵测之心不难鉴之。

    文化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由某个民族垄断的专利。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所创造的很多文化在人类现代化之前就传到了西方，并成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份。西方人首先发明的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一经吸收到中国来，就变成中国文化了。中国人近代以来吸收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不断地“以夷变夏”，并未失去自我。那些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领域，恰恰就是急待转型的落后思想和制度。实际上，“西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由欧美几十个政治和文化实体组成，包括英美法德等诸多民族。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世界文化的“西学”，与身为民族文化的“中学”并列，本来就是不对称的矫揉造做。在全球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世界，中西文化早就在中国本土水乳交融。一些人依旧举着“反对全盘西化”这面陈旧的旗帜来抵制人类进步的政治文明，包括自由民主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结果只能是象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重演的那样，以维护落后和权贵特权的方式祸国殃民，延缓中华民族的进步。换一种思路，全身心投入全球化的洪流，建设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

二、反“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反自由民主

    30年代有国民党背景的学人回应“全盘西化”论的最典型文本，是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他们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呢？他们指示国人，对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的文化则应“根据中国本位”，即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吸收其所当吸收”[13]。随后，在回应各方面对他们的批评时，他们又进一步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4]。

    对于中国已经失去自己的特征这一高论，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在当时的回应是：“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15]”

    王新命等人提出对外来文化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来抗拒其所当拒、吸收其所当取，表面看来持论至为公允。这种观点的要害并不在于观点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在于主张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来垄断外来文化的进口权，野蛮地剥夺国民对思想、制度及其它文化因素作选择的神圣权利。胡适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16]。

    实际上，中国统治阶层剥夺民众选择制度和文化的基本权利，进而将自己的荒唐选择宣称为“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选择”，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和私利。晚清以来落伍的中国统治者一直依照中国的“国情”对中西文化选择取舍。“国情”不过是他们口中的遁词和手中的玩物，凡不符合他们偏见和特权的东西都被宣布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加以封杀，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依照他们的特权和偏见来选择能够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文化”，排斥和封杀那些对统治者的特权有威胁但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和制度。

    面对陈序经等人“全盘西化”的诉求，王新命等人也承认，“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的”，“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必有什么体，说什么中体西用，那简直是不通”[17]。然而当他们回答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应当如何西化这样的具体问题时，却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简单地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8]”。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张奚若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更透彻的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9]”张氏所言，一语道破天机。近代以来中国那些竭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权及其帮闲们真正反对的，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相应的制度；而在其它方面，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对“西化”可谓趋之若鹜。

    中共当年在野时曾经严厉批判“国情特殊”论。延安时代成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艾思奇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纯粹的舶来品，把后者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行攻击。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当做当然一般的国情，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20]”艾思奇的上述批判针对的是用“国情论”抵制马列主义传播的观点。马列主义本是“全盘”从欧洲搬到中国的舶来品[21]，尽管它实质上与自由民主相对立，但当时却常常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有趣的是，革命成功之后几十年，“国情特殊论”居然又成了官学。重读艾思奇当年对此的批判，实令人感慨良多。

“全盘西化”辨
冯崇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一、“全盘西化”的实质：向现代文明转型
二、反“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反自由民主
三、中国的全球化：同时拥抱西方的现代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结论
【注释】
    “全盘西化”在当代中国是广受诟病的一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全盘西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中国当局与官方学界的全面批判。从那之后，“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全盘西化”的实质是什么？反“全盘西化”实际上所反何物？国人其实马马虎虎、不甚了了。人们已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将“全盘西化”作为一顶不受欢迎的帽子来扣人，对“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则往往不加思索。本文为“全盘西化”辨，有多层意思。去伪存真，辨明“全盘西化”之本意，是最表面的一层；本文着力更多之处，是要辨明近代以来反“全盘西化”，举世滔滔，究竟所反何物？更进一层，“辨”通“辩”，因而本文的最后一层，是为“全盘西化”申辩、正名。

一、“全盘西化”的实质：向现代文明转型

    中国的“全盘西化”思想滥觞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针对守旧派的冥顽不灵和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当时维新君子们所提出的“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唯泰西是效”等主张，实是“全盘西化”论的最初表述[1]。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先进中国人的主攻方向是要移植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制度文明，从而赶上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也有思想先驱如梁启超，大倡“新民说”，提出了在中国实现以独立自由为中心的现代精神文明的任务[2]。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论有了完整的表述与论证，尽管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并未使用“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以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取代中国过时了的古代文明。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话来说：“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3]”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心目中，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的核心便是自由主义理想和科学理性，也就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Democracy（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和Science（现代科学特别是科学理性）。陈独秀明白无误地宣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西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胡适也以其一贯平和的口气向国人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政治化，是无可疑的。[5]”

    “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实际上只是进步学界对专制主义黑暗现实及反动复古势力的反抗，虽然在思想文化上声势浩荡，对当时的政治民主化则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传统专制势力的反扑，更是因为当年中国人误读历史、陷入了“以俄为师”的误区[6]。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本是被满脑子专制主义毒汁的军阀武夫和政治流氓袁世凯之流血腥颠覆的。但是人们在解读历史时却张冠李戴，不是将民初政治混乱的罪名恰切地安给破坏民主政治的敌人，反而荒唐地将罪名强加给民主政治本身。反动复古势力使用各种既野蛮而又狡诈的手段毁坏了初生的民主政治，并变换花样在政治上胡作非为。但按他们的强盗逻辑，当时的政治混乱反而是民主实践造成的。在政治和理论上的民主修养有限的革命党人，当时也将民初中国民主政治的挫折归因于革命党人内部的不团结。因而当时军阀武人和革命党人同时以不同方式迅速向专制主义回归，“洪宪帝制”的闹剧与“中华革命党”效忠领袖的悲剧相映成趣。唯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本身有毛病，而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流毒太深；中国政治的出路不是毁弃民主，而是进一步学习西方而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才是他们掀起以西化（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本意。可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所形成的对中国固有专制主义有摧枯拉朽之势的冲击力，很快便被新的、以最先进的革命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专制主义所消解。国、共两党同时“以俄为师”，把中国政治引入新的、迷人的歧途。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化思潮又陷入了古、今专制主义的重围。在这种重围中，个别有识之士果敢揭橥“全盘西化”这面旗帜，以图突围。

    “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为胡适首创，而理直气壮地论述“全盘西化”思想的则是以陈序经为代表的一群岭南学人。胡适1929年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所撰“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这一概念[7]。几乎在同时，陈序经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8]。紧接着，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系统论述了他的“全盘西化”观[9]。后来，在1935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激烈论战中，陈序经及其支持者更进一步申明了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的学术理路和政治意图。

    30年代中国“全盘西化”论究为何意？既是论战文字，当年关于“全盘西化”的申论难免有诸多愤激之词和欠周之论。特别是陈序经，受“文化有机整体论”的误导，误以为文化是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开，因而曾提出“西化”在量上达到“百分之百”的主张[10]。今天来解读“全盘西化”论，其主导性言论的精神实质是要彻底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困局，提供在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全面从西方移植现代文明的匡世救时之良方。

    当时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出如此主张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即中国已经出现了“半盘西化”的荒唐现实。当时国人在生产技艺、日用生活、消费趣味诸方面都几乎毫无保留地追求西化，却偏偏坚决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即民主宪政的制度规范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全盘西化”论者从来就不象他们的论敌所指责的那样，要将西方文化的糟粕渣滓也吸收到中国来。陈序经在回应吴景超的指责时明确指出：“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诲淫的跳舞（交际的跳舞不在内）、过份的奢侈等……这些的文化，西洋人也何尝提倡？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又何尝提倡？[11]”

    不为后人注目的熊梦飞教授当年对“全盘西化”的诠释最为贴切。熊梦飞的主张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按照他的看法：“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是什么？它是：1、科学化的学术思想。2、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3、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族组织。这三样宝贝织成现阶段世界文化体系。他有累积性，西人花了三五百年光阴，集了成千累万人的经验，牺牲了无数志士仁人之心力精力血肉，然后建筑成照耀今世的这一座宝塔。……它有普遍性，地无论南北东西，人无论红黄黑白，谁也要承认以实验观察‘穷理致知’，比冥思玄想为可靠，谁也要承认基于大多数人之意见及利益的制度，比作践大众以供特殊阶级享受的比较近乎情理。[12]”对“全盘西化”的这种诠释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主题，是胡适、陈序经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党国专制主义统治的抗议。依照“全盘西化”理论改造中国，便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让美分们好好看看。。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以为他们住在国外，吃着国外饭，就比别人高级了，我们明白事理的人，并不在少数。。。

说得太有道理了。。有些人就喜欢发煽情，看似很有道理言论，以此来祸害他人的国家。其实最后，最受伤是百姓，而不是政客。。

各国有各国的情，这话说的非常有理。。

政治斗争，早晚得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战争，无论怎么样，百姓都是最大的牺牲品

都是根据国家的国情来的，这个没办法

你他妈活腻了，老子成全你

2012榮耀盼望 Vol.244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http://t．cn/R7VA9oL

这是编的，没有独立思考，只会传谣，活该被专政

中国领土有多大面积，能承受了多少中国人生存。你想过吗？？？？
居然還有這樣幼稚的問題，笑而不語。

求验证真伪。

你已经彻底没救了吧，果然真的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公民权利就等于要叛国？告诉你，我一辈子都是骄傲的中国人，不要把政治和民族掺和在一起。

共产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只有一个能留下。

争取民主，一定要以动乱为代价吗？你已经被洗脑了吧，把改革跟战争或者说动乱捆绑在一起了。

上个世纪末东欧剧变有发生动乱了？影响到经济了？

说得对，大陆，香港，澳门，都是属于中华民国领土！！！

坚决反对一切，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恶心言论。。。

香港问题答客问
2014-09-29 08:12
来源:
公民行动
作者:
梁啟智

问题一：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

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同样是由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问题二：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

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壳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问题三：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

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积累的贫富不均已经严重拉阔，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

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问题四：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外国的一套啊！

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例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什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

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目问题六）。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放前还要差。

问题五：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1200人变成350万，这不是也算是走前一步吗？

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不同政目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的门槛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已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错”。

问题六：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

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

有破坏没有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

问题七：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

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例明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到1993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

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

问题八：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

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咨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

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立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 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首候选⼈。除非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一个国际关系基准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藉口。

问题九：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

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问题十：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还要诸多要求？

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

问题十一：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力手段吧？

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

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咨询，市民提供了124,700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回应。

问题十二：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

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个广场按照城市规划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但没有改变广场本身作为公共空间的规划用途，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会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

问题十三：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学生！

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所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

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问题十四：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

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1200人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

问题十五：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内地人的表现吧！

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同区分开，有些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49年起从中国大我陆逃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固此对中国一方面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移民外国，91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4.7亿元赈灾。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得到舒缓。

问题十六：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

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问题十七：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

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